前辈王若海先生走了。我想但凡本地华文界的读者们，对王老先生那古劲深沉的笔锋，厚重无涯的学识，都不会陌生。而我这个晚辈也是在四年前偶然读到王老先生的一篇探讨“桐城派”散文的文章，才开始认真写些文字的。虽说王老先生的文章一直给我以启迪，但大多也只能在平面媒体上才能领略老先生的风采。和他面对面的交谈，四年来也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大约两年之前一个华文文友的聚会中，我看到了王老先生。他是一个清癯的、很有精神的老人。虽然文风犀利，待人却非常温文尔雅。在聚会结束之后，我和王老先生留得最晚。我们谈了许多。王老先生谈到了我写的关于清朝中叶古文经学(朴学)的一篇文章，他对那篇文章十分感兴趣，说起了梁启超，黄宗羲，一直谈到许慎、郑玄。我是一个后学，和王老先生谈话，也只是采取“多听少说”的办法。但王老先生却一直询问我的见解，我也就认真说了些我的想法，比如“朴学虽然精深，但在乾隆嘉庆时，也是清廷文字狱之下文人逃避现实的产物”之类的话。我知道王老先生是很喜欢“乾嘉学派”的，因此说出口来，也不免有些后悔。但王老先生却说：“你讲的很有意思，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再写成一篇文章。”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第二次和王老先生见面，是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酒会上。这次，我和王老先生畅谈了一个小时之久。老先生不喝酒，只喝了一杯果汁，服务生端上来的点心，也只吃了一小块。他还是那样的有精神，那样的温文尔雅又不失文化人的风骨。他依然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极高的热忱，并且一直说，关于国学，胸中有许多东西要写，但纽西兰没有太详实的材料可以参考，因此只能凭着记忆来创作。我忽然想到了明朝的大学者杨慎，他就是在手边没有一部资料的情况下，写出诗学理论著作《升庵诗话》的。我读了他的事迹，曾经感叹这真是太值得钦佩了，但王老先生却实实在在地让我感觉到他的渊博就象杨升庵一样。
王老先生对我谈起了许多旧事。小时候的事，青年时代的事，工作上的事，还有文革时他所执教的大学里的众生相。他的阅历让他成了一个正直而又看穿世事的老人。他的感情，在传达给我的时候，让我觉得，这是在饱经岁月淘洗之后，才能得到的感悟吧。一定是的。老先生对我说，有的时候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种种事情都记录下来，写成一部回忆录。但又说，“已经决定动笔了，却想到我的回忆中有一些是忧郁的、感伤的，在幸福的今天，或许不须要把它们重新捡回来了。”——老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现今世界中他身边的一切。
两个月前的相见，竟然成了永别。虽然我依旧憧憬着能够继续听到王老先生的谈话，虽然我还没有完成那篇老先生早已嘱咐过我的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但老先生还是去了，在留下了许多篇厚重而犀利作品之后。我对他的无限尊敬，已经无法亲口告知，只有通过这篇短文来表达了。
王老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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