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整理舊東西的時候，忽然發現年青時穿的一件棉背心，淺荷色面料上有幾處斑漬。胸前兩側，有用墨寫的兩行字：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儘管已經褪色，字跡仍清晰可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遠門時母親用父親的一件舊長衫改制的。後來我偷偷地寫上了那些字。幾十年動盪流轉，人事全非，這件背心竟然還保存著。見物思人，這使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代末。
那是1947年11月24日。早上起來天就是陰沈沈的。六點半，母親和我倦眼星松地從擁擠的三等車箱裏走出來，踏上了上海火車站的站臺。站臺上亂糟糟的場面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只去過蘇州胥門外萬年橋的船碼頭，那是暑假，父親因店裏生意不好被老闆辭退，我被父親派往老家鄉下向大姑媽借點糧米。父親是大姑媽最小的弟弟，是大姑媽一手撫養長大的。我常到碼頭一帶玩，從那裏去大姑媽家坐航船要大半天，我願意走著去，三個多小時也就遠遠望得見大姑媽村前那座石板橋了。
現在這站臺上光是鼎沸的人聲就使我心裏發慌。那些穿黑制服，藍制服的人吆喝著，有時攔住人盤問，有的拿著鐵皮做的喇叭筒高喊“小心提包，小心扒手”，一邊把走在靠站臺邊的人往裏轟，“往裏，往裏點！”
這站臺怎麼這麼長？好像走不到盡頭似的。母親的手緊緊抓住我。後面的人嫌我們娘兒倆走得慢，推一把；兩側的人從左邊右邊撞來撞去。兩人跌跌撞撞好容易出了檢票出口處。
一群黃包車夫跟在我們娘兒兩後面兜乘車，跟了半天快出廣場了，一看沒生意可做，回頭走了。這時開始下起了小雪。雪慢慢地大起來，路面開始變濕，漸漸開始轉為白色，雪開始積得厚起來。我們沒有帶傘。母親和我相擁著，互相用體溫抵禦寒冷，匆匆地在人行道上走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從蘇州“遠行”到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那年我十七歲。
從跨下火車到檢完票走出廣場花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這時街上已經擠滿了熙熙襄襄的上班的人群，夾雜著提著籃子打著傘上街買菜的主婦們，儘管還是七點多種。有軌電車、小汽車、馬車、自行車、三輪車、黃包車，互相在馬路裏穿插著，吆喝著，鈴聲喇叭聲喧囂成一團。十字街頭的交通燈閃爍著、變化著，一會紅，一會黃，又一會綠，這景象我從來沒有見過。橫穿馬路的時候，母親緊緊挽著我的胳膊，生怕我被車輛撞倒了。我心想其實該他挽著她才對，因為我已經比她高了。但在母親的心裏我還是個小孩子，而她永遠是我的保護人。
母親是送我去一家離車站很遠的機器廠報到，在虹口的周家嘴路。我是一百六十多名應考練習生（其實就是學徒）中被最後錄取的八名之一。但是直到這時，我還不知道當天晚上該到何處投宿，因為工廠是不提供住宿的。我在第二次面試時，佯稱在上海有親戚家可住，否則就肯定不會被錄取。
我們沒有搭乘電車，倒不是捨不得幾角錢車資，我們根本不知道該坐那一路車，在哪里上車。好在娘兒倆都走慣了，我考試時去過，認識路。步行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到廠裏。那時我們甚至不知道怎樣使用電話。報到後，我馬上被分配到一台車床上學藝操作。而母親在門房裏等我，又冷又餓，擔心我到底怎麼樣了。
這是“資源委員會”屬下的一家大工廠，我的老師是一位工程師。但另外拜了師父，一位姓錢的大叔，和藹、憨厚。他聽我他說了自己的情況，很同情我。這不僅因為我是八個練習生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也因為看到我非常肯學和聽話。當他得知我正在為晚上無處投宿而苦惱，而且母親在確信我順利安頓下來之前不可能回蘇州時，他答應讓我暫住在他家的一個小閣樓上。我簡直是絕處逢生，象遇到了救星一樣。我從小到大，冬天都穿棉袍，沒有其他的衣服。錢師父告訴我在車床幹活不可穿長袍，不僅幹活礙事，而且很不安全，我只得脫了棉袍。可是廠房又高又透風，凍得一邊幹活一邊直發抖。
好容易熬到午間休息，我手也沒洗，趕緊披上衣服奔到門房，把一切告訴了母親。老人家笑了。這是我懂事以來第二次看到的她這樣快樂的笑容。第一次是在那兩年之前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們全家從逃難地返回家裏的時候。母親解開包袱，取出帶來的乾糧和兩個熟鶏蛋，一個搪瓷杯子，向門房管事的討了一杯白開水———她儘管早已餓了，但堅持等我一起吃。
那天晚上，我下班後，把母親送到火車站，送她上了三等車箱。母親給我留下了一些錢，叫我去買一件厚一點的棉織絨短衫穿（那時叫衛生衫），並叮囑如果錢不夠，先到舊衣店買一件穿上，別凍著了。也許，那是她買票以後所剩的全部，或者，竟是她所有微薄生活費的全部。火車頭冒著蒸汽，一聲汽笛，車身徐徐開動。我站在站臺上，直到火車的影蹤消失在遠處。
其實我幷沒有看清火車的影子是甚麼時候消失的，因為我的眼睛早已模糊了。
送走母親後，我到行李房提取了托運的行李：一個鋪蓋卷和一個柳條箱，連掮帶扛，走走歇歇，走回錢師父家。
那年我雖然已經十七歲了，按當時的說法，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應該自己外出謀生了，但是我還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一天呢。晚上，在錢師父家的閣樓上，心想母親該平安回到家裏了吧，她一定很累了，她明天拿甚麼錢去買米買柴呢？想著想著，我哭了。從那時起，我真正覺得自己長大了。我心想自己的童年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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