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潘拉完“千年的鐵樹開了花”，放置好提琴。就接著回答范教授的問題：首席的作用和擔任首席的要求作用？
首先是首席本身的技術要過硬。樂隊作品中常有要首席獨奏的大段落，有的非常複雜，難度高。演奏員都知道，樂隊中的獨奏片段給演奏員的心理壓力遠超過個人的獨奏片段。因為後者如果出差錯，只影響個人，前者則關係到全隊的承上啟下。沒有一個過硬的首席，高難度的作品就上不了該樂隊的節目單。象上海交響樂團，近年演出的理查-斯特勞思的作品和霍爾斯特的7段“行星”，就是這樣一類的作品.
演奏經典的作品，需要首席有豐富的閱歷和音樂理論，對一些經典的弓法倒背如流，權威地統一全體的表演手法。而如遇到演奏新作品，更加要求首席配合著指揮，給樂譜劃定弓法、指法、把位及某些特殊的要求，如滑音，顫音的快慢，使演員的動作統一。這實際上是對作品進行再加工，在名古屋的“讀賣”時期，五年裏沒有重複的曲目，嚴格地三個排練日程就開一場音樂會，如果是獨奏家來合作拉協奏曲，只給一個小時的合排時間。“讀賣”大概是世界上最努力的樂隊，有一股“拼命三郎”的精神。這給了小潘很好的鍛煉。壓力大，收穫也就越大。長期的鍛煉使小潘順利地在香港回歸時，出色地完成了那次世界華人樂隊的首席的任務。
日本還組織了World Stars樂隊。每年邀請世界各國的首席聚在一起排演。那年日本的世博會就是這個樂隊擔任的開幕音樂會，上海交響樂團擔任閉幕式。我在這個樂隊裏，和眾多的世界級首席一起，逐步消除了距離感，現在和各著名的指揮合作也能馬上適應。指揮看到你的樂團有好的首席，也就易於溝通。
演奏員和指揮在觀眾前是一個統一體，在排練時的常態卻是個對立面。首席的目標是帶領大家來表現指揮對作品的理解。但是潘也碰到過另類指揮。有次一個年輕的義大利青年指揮，霸氣橫秋，罵語連連。於是，在看到該指揮的一個閃失時，小潘也輕輕給他提了個醒，他的態度馬上發生了變化。還有一次來了個東歐的指揮，與樂隊合作得彆彆扭扭。休息時他叫首席進他的休息室。潘先生以為他要請其帶他上街購物，不想他是蠻橫地指責樂隊。我客氣地提醒他向卡拉楊學習，善待樂隊。（作者注：卡拉楊在藝術上追求盡善盡美，但在排練場上，他從不發火） 待他氣消了，說 “Thank you, now let’s go on, go on.” 我回到排練場,大家對我歡呼,把我當作“工會主席”了.
我知道，隊員們喜歡我, 作為首席，人緣也很重要.與人為善,真誠相待,是我永遠的信念.
話題在不知不覺中轉到潘先生對公益義舉和慈善行為方面的經歷。
2003年潘還在悉尼工作。剛傳來“非典”的可怕消息，小潘夫婦兩人立即組織學生，學生的家長，家長的親戚，親戚的朋友...共300餘人，租了一所小學禮堂開義演籌款音樂會。潘生說，作為炎黃子孫，誰都會這樣做的。對學生來說，參加義演，或不管捐錢多少，也是一次認識中國的機會。由於活動“起跑”早，當地的報紙還作了報導。
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消息，他是在排練時從手機短訊中得知的。小潘立即奮起，成了上海文藝界第一位義演組織者。在上海的第一次義捐大會上，小潘攜他女兒各捐了2萬元。在義拍大會上，上海的名演員們紛紛拿出他們珍貴的獎盃，戲服，樂器。小潘的名望使得他的愛琴拍得了最高價18萬。上海的佛教界也邀請小潘參加他們的慈善活動，他馬不停蹄，為這場獲得善款600多萬的大會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白雲合唱團魏老師問起小潘何時來奧克蘭開一場個人的獨奏音樂會？
小潘說，這次隨澳洲好朋友合唱團來演出，是他的患重症的同學金怡風為他張羅的。他剛到奧克蘭，但已經感到了一陣暖意，他已醞 釀著來奧市為重症病人作些事。在奧克蘭演完後，五月去加拿大溫哥華有個大型演出，六月在澳洲有巡迴演出，最快到六月底，計畫來一次義演，以答謝大家，“到時候還靠大家捧場呢！”他微笑著說。大家為他熱烈鼓掌，這掌聲代表了我們對他由衷的贊許和祝福。
魏老師又說，希望下次來，除了我們熟悉的“紅色經典”系列曲目，還能選擇一些小提琴的名作，以面向當地。潘微笑回答，我已有些計畫…… 現在，果真消息已傳來：本月28日晚，在Newton Methodist church潘生開獨奏音樂會。2個半月前，現代的熱情古典音樂觀眾以歌星ＦＡＮＳ的方式，一再要求潘先生加演，不讓他離開舞臺的場面又重新跳躍在我的眼前。我期待著與他的再次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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