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柳顺路到PANMURE“老九”师傅那里理发。老先生曾经是海南某大学的教师，他的专业与柳在国内大学里学的很相近，相互之间多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寒喧之间，老人介绍柳看一本国内出版的杂志，上面登载一则文章，披露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因贪财贪色，被中纪委查办，撤销一切职务，并将面临司法审判。
贵州省在人们心里、眼里天高地远，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说。在不可考的古代，还曾经有人举起一杆大旗，上书“夜郎国”。
还是在南京念第一个大学的时候，有同学拿《黔驴技穷》来向柳开涮。柳没有跟人急，而是如是应对：
“诸位看来都是饱学之士，不愧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连“ 黔驴技穷”这样的成语都能信手拈来，本人实在佩服之至。相比之下，我这个贵州人真的是井底之蛙，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不过，请恕在下冒昧，诸位也有不周详之处。当年大唐朝柳宗元先生在他的《三戒 . 黔之驴》一文里是这么写的：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应
应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
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
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
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喊，断其喉，尽
其肉，乃去。
“诸位，想必各位一定是念过初中的，不应该没有读过柳先生的这些字句吧？请记住，黔本无驴，是那没事干的闲人用船从外面运进贵州的，从哪里运来的呢？一定是诸君之中哪位之故里。所以，遵古人训，本人绝对不敢担当‘黔驴’之美誉。倒是诸位中的哪一位才有资格来披这一绶带。相反，那老虎才是贵州土产。当然这只老虎也应该检讨，深刻的检讨：不管那驴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应该残忍地咬断驴喉，还吃完那驴的肉，连骨头都没剩。”
从此没人再与柳讨论那驴到底是哪里来的。
贵州与全国一样，其实也不是每一方面都落后，并不是每一块土地都贫瘠。黔东南有连绵的松杉林原，六盘水地区是西南有名的煤海，遵义平原素为富庶的粮仓。唯独在西部人多地少的乌蒙山区，那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耕种，哪怕是在山岩的缝隙里，只要还有一抔泥土，都种上了最耐旱的荞麦。七十年前，那里曾经有一支红色的军队长征经过，留下了许多故事。在毛泽东先生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里有这样的词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有一年参加贵州省政府一个工作组下乡，看见一户农民家里墙壁皲裂的干打垒土屋里，一家四口只有两口砂锅、五只土碗、一张用草绳把几根木棍绑在一起搭成的床以及床上一襟褴缕的棉絮，就是全部家当。那位带队的副省长当着人们的面哭出了涙。
然而，就在这个贫穷、偏远的省份，贪官的比例却居全国前列，大概应验了一句话：越穷越贪。1993年，当时的省委书记夫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走私、贪污被判处极刑；1995年，省公安厅长郭某在主持厅机关反腐倡廉会议时当场被检察院逮捕；1998年，某副省长贪脏枉法被罢官；2001年，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因罪行败露潜逃；这次刘大书记翻船，又连带几位大员折戟。难怪人们说，贵州这地方风水不好，当官的到头来没几个有好结果的。但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在贵州省担任过省委书记，唯有他广受贵州人爱戴，有口皆碑。
还是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到遵义出差，与一位有硕士学位的副厅长到红花岗散步，他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席话：我们这个国家呀，现在就象一块刚刚刨薅过的土地，似乎很平静。但是地里已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胚芽，现在这些芽还埋在地里，一旦破土而出，那每一株芽上蕴藏的都是危机。
说得非常深刻。中国的问题，其实不再是怎么教育各级干部如何廉洁奉公，那些贪污腐化的大小官员并不一定是天生的坏种，凭心而论，是制度使然。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只要坐到那些个位置上面，只要松懈道德，都会不由自主地沉沦。民间有话说：把科级以上干部全都枪毙有冤死的，把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杀一个有漏网的。这些话厅长、局长、处长们也在纷纷传扬，无人以为意，个个处之泰然。在中国，官员们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省委书记那就是一个省的太上皇，在他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对他有行使监督的权利。报纸、电视、电台几乎每一天的地方头条新闻都是省委书记到各处视察工作、访贫问苦，他象征着执政党、象征着政府，他就是路线，他就是方向，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神圣的，充溢着一派歌颂与崇拜。如果有哪个媒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批评省委书记(当然不是指墙倒以后的众口一词口诛笔伐)，那一定会成为比长城还要辉煌的奇迹。
有几个奇特的现象，可称中国特色。
一、几乎每个人都学会了心口不一。在每个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必须进行的。没有人对这种学习感兴趣，能逃就想方设法逃避。然而不论是谁，只要到了学习会上，如果需要表态或发表学习体会，每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一套。其他的人都随声附和，纷纷点头：说得是说得好！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是那么回事。
二、人们学会了从反面来看问题。比方说，如果电视报道某家企业如何组织全体职工努力学习“三个代表”，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去，取得了辉煌的丰硕成果。人们就会在心里说：哦，这家厂看来气数已尽，挨不了多久了。很不幸的是，人们往往言中，不久后，这个企业果然不是厂长星夜携款潜逃就是总经理锒铛囹圄，成百上千工人失去工作。
三、人们在信仰面前迷惘，转而信奉并展开了对原始需求的追逐。这些都不是人们自身的错。那些美丽的语言都是从省委书记们、市委书记们嘴里谆谆蹦出的，可是转过身他们所做所为却是南辕北辙，如何不让普罗大众们对还在台上的“公仆”们疑惑：你究竟是不是在讲述谎言？人们对官员尤其是中央、省的官员们依旧顶礼膜拜，然而，与过去父辈们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不再崇拜“公仆”们的人格，而只是羡慕他们的威风，畏惧他们的权力。
中国的社会形成了走不完的怪圈：僵化、专断的制度把人们推向了道德的另一端，而沉沦的人心与人性又固化了僵化、专断的制度，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依然摆脱不了徘徊的桎梏。
好的制度让魔鬼成为天使，坏的制度让天使沦为魔鬼。堕落的中国官员们有些其实曾经为人杰。是制度寄予他们太多的期望，赋予太大的权力，惟独没有给他们约束的机制。道德有时在利益与诱惑面前显得很脆弱，他们的沉沦，制度本身其实也是负有责任的。
中国仁人志士数不胜数，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的明天有了曙光。如此，国家幸甚、贵州幸甚。
祈上天保佑，下一个贵州省委书记一路平安。
撰于2003年9月10日
改于200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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