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我在家鄉中國陝西西安，看過一部關於唐太宗李世民的電視連續劇。劇情中涉及魏徵，時任太子洗馬。由於劇中把“洗馬”誤讀為xi-ma，我寫了一篇小文章，發表在《西安晚報》上，對此加以糾正。近日閒看《漢武大帝》光碟，看到漢景帝任命儒者衛綰作為太子太傅，教皇太子劉徹學習儒家典籍。竇太后對此不滿，就派汲黯作為太子洗馬，教太子讀黃老學說。這裡不僅仍把洗馬的讀音念了，而且還出現種種值得討論的謬誤。因此我再次著文，還是從洗馬說起。
據《漢書•百官表》記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注意，應讀為xian-ma，而不是xi-ma)、舍人。
太子太傅秩二千石。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太傅可以不向太子稱臣(見王先謙《漢書補注》)。而先馬，據張晏的解釋：“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湻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為夫差先馬。‘先’或作‘洗’也【李西興按：讀音均為先導的先，而不是洗涮的洗】。”由此可見，先馬是太子太傅的屬官，秩比謁者(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一個官秩僅為“比六百石”的屬官，怎麼能和自己的頂頭上司，秩二千石的太子太傅平起平坐呢？何況，先馬的職責，也不是教授太子文化知識的老師。
另外，在《漢武大帝》前面幾集，還說到晁錯是漢景帝的老師。史載晁錯擔任過太子舍人，門大夫。這些職務和先馬一樣，也是太子太傅的屬官。後來晁錯改任博士。博士是太常的屬官，秩比六百石。有次，晁錯上書言之有理，受到文帝賞識，被升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詹事的屬官，秩應為八百石。晁錯能言善辯，受太子劉啟的寵信，太子家的屬吏們號稱他為“智囊”。可見，晁錯根本就不能算作是漢景帝的老師。電視劇的說法，或是對史書的誤讀，或是編劇所作的故事演繹。
汲黯在漢景帝時期，史載不過寥寥數語：“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並沒有什麼具體事蹟。到武帝即位，汲黯作為謁者，曾兩次作為皇帝的使節，外出執行特別使命。
【《漢武大帝》劇中，將此演繹為任汲黯為五千石(漢代根本就沒有五千石的官秩級別)的謁者令。按：西漢時謁者是郎中令(武帝太初年間更名光祿勳)的屬官。謁者的領事號僕射(读pu-ye)，秩比千石。郎中令是九卿之一，掌管宮殿掖門戶，秩為中二千石。另外，少府的屬官有中書謁者令。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被漢成帝更名為中謁者令，其秩也不應高於千石。】
一次是東粵(秦漢時期，閩粵人分佈在今福建、浙南和贛東北部分地區，及福建沿海島嶼。漢初有閩粵王國，後又從中分出東粵)人互相攻打，漢武帝派汲黯前去視察。汲黯只抵達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就返回京師，禀報說：“粵人之間相互打仗，已經習以為常了。不值得大漢天子派使節去過問。”第二次是河內(郡治懷縣，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失火，燒了一千餘家。漢武帝派汲黯前去視察。汲黯回來禀報說：“老百姓家裡失火，延燒相鄰的房屋，不值得天子擔憂。臣路過河內郡地，見到因水旱受災的貧民有一萬餘家，甚至出現了父子相食的慘景。臣謹便宜行事，用皇帝的符節，打開河內郡糧庫以賑災民。現在歸還符節，並請皇帝責罰我擅用符節之罪。”武帝很賞識汲黯的敢作敢為，不但沒有治他的罪，還把他升為滎陽令。滎陽是西漢時的大縣，官階應為秩千石。不料汲黯卻以當縣令為恥，藉口有病，不接受這項任命，回家鄉種田去了。漢武帝得知汲黯不肯就任的底細，就召他擔任中大夫(秩千石，武帝太初年間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汲黯因多次直言，懇切進諫，難以久任內廷官職。就被朝廷外放，升任為東海太守(秩二千石)。
史書上記載：“(汲)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漢武帝)聞，召為主爵都尉(後更名為右扶風，秩二千石)，列於九卿。”
主爵都尉(右扶風)是京師三輔(即漢朝首都長安的三個直轄區)之一的行政首長，因此可以參加公卿朝議，稱之為“列於九卿”，即副卿(少卿)級的官職，相當於今天中國大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易中天教授在《漢代風雲人物講座》第一講“冤死的晁錯”裡說：當時有一個叫鄧公的人，就跟漢景帝說過，晁錯死得太冤了。鄧公是一個什麼人呢？鄧公當時的官職叫做“謁者僕射”。 “謁者僕射”的級別叫做秩比千石。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相當於副部級。李西興按：根據易中天的解釋，西漢時九卿為部長級，九卿秩為中二千石。那麼副部級應為秩二千石；比二千石則是準副部級。秩比千石的謁者僕射，只能相當今天各部的司局級。至於易先生把西漢官秩之石讀錯音的解釋，請參看我的《漫談“母儀天下”電視連續劇》】
當時，漢武帝正徵招文學儒者，常說“吾欲云云”。汲黯就直言批評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怎麼能效法唐堯虞舜的盛世之治呢！”這句話惹怒了皇上。漢武帝臉色一變，宣布退朝。公卿們都為汲黯擔心。武帝回到后宮後，對隨從說：“汲黯話說得太過分！他心眼兒也太戇直了！”群臣有人就此數落汲黯。汲黯卻答道：“天子任命公卿輔弼大臣，能是讓他們看皇上的臉色，阿諛奉承，陷主上於不誼的嗎？既然我們已在其位，如果只顧著自己明哲保身，這不是羞辱朝廷嗎？”
有趣的是，唐代魏徵在這一點上和汲黯是一樣的。
《新唐書•魏徵傳》載：隋末大亂，魏徵先是跟隨李密起義。後來歸順唐朝，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洗馬之職。魏徵見秦王李世民功勞很大，就私下勸太子早做打算。李建成在“玄武門之變”中被殺後，李世民抓住魏徵，責備道：“你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的關係呢？”魏徵卻答道：“太子如早聽我的話，就不會死於今日之禍了。”李世民因為器重魏徵，不但沒有記恨他，反而把他收羅在自己帳下。
唐太宗即位，魏徵初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屢遷至檢校侍中，進爵郡公。有次酒宴，太宗對長孫無忌等說：“魏徵原來是隱太子(按：即李建成)的部屬，我能棄怨用才，可謂無愧于古人了。可是魏徵每次進諫，我若不聽，他就再也不回應我的話。這是為什麼？”魏徵曰：“臣認為某事不可行，所以進諫。若陛下不聽，我又回應了陛下的話，恐怕這件事就得辦了。 ”太宗說：“你就是應上一聲，再談談自己的觀點，不行嗎？”魏徵說：“古時候大舜告戒群臣：‘你們不要當面服從，背後又有不同的說法。'我若當面說可以，然後再談不同意見，不符合做堯舜的臣子之原則啊！”太宗大笑說：“人們都說魏徵言行傲慢。我看他怎麼很嫵媚啊！”魏徵再拜說：“是陛下能引導臣說真話，所以臣才敢說。不然的話，臣怎麼敢多次批逆鱗呢？”
【按：中國古代稱皇帝為真龍太子，批評皇帝就被比喻為“披逆鱗”。】
魏徵對唐太宗所說的這番話，實際上是高級馬屁。一是頌揚皇上是堯舜明主，二是讚美皇上能容人直言。所以唐太宗並不感覺魏徵的話刺耳，反而認為他的話很中聽。漢代汲黯之所以敢言，也是深知漢武帝能夠容人直言。汲黯不但敢言，而且往往言之有理，就是皇上和其他大臣聽著不順耳，也駁不倒他。
比如說，和汲黯同朝為官的張湯，因修訂漢朝律令而受漢武帝信任，被任用為廷尉(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長)。汲黯曾當著皇帝的面，質問指責張湯說：“君為正卿，上不能褒揚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教化天下之邪心，以安國富民，使犯罪率降到最低。為什麼只是把高皇帝制訂的律令胡亂變更呢？總有一天你會禍及子孫的！”汲黯和張湯辯論時，在細節問題上，張湯常佔上風。汲黯氣不過，就罵道：“人們常說，不能讓刀筆小吏當公卿大臣，這話一點兒不錯。張湯受到信用，必令天下人恐懼不安，側目而視！”
在汲黯位列九卿的時候，公孫弘、張湯等，還都是小官吏。到公孫弘、張湯開始升遷，與汲黯位列同級時，黯常常批評他們倆。最後公孫弘當上丞相，封為列侯，張湯也官至御史大夫(副丞相)。就是汲黯當年的副手們，都當上和汲黯同列的官職，有的人還比汲黯更加受到皇上寵信。對此汲黯非常不滿。有次，他公然當面對漢武帝說：“陛下任用大臣，就像堆柴火一樣，是後來者居上。”把武帝氣得沒法，只能說：“汲黯說話是越來越放肆了。”
不久，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朝徵發二萬乘馬車去迎接。官府置辦經費不足，就向老百姓借馬。有些人就把馬藏起來不借，致使湊不齊拉車的馬匹。武帝發怒，認為長安縣令辦事不力，準備把他斬首。汲黯說：“長安縣令沒有罪。只有斬了我汲黯，老百姓才肯把馬交出來。況且這些匈奴人，背叛其君主向我大漢王朝投降。朝廷命令沿途各縣，用車馬迎送。我真不明白，為什麼大漢王朝要騷動天下，疲敝中國，以討好胡人的叛徒呢？”一席話把皇上頂得有口難言。
後來渾邪王部眾到了長安，商賈們與匈奴降眾做些黑市交易，被官府追究，有五百餘人罪當處死。汲黯聽說此事，立即入宮晉見皇上說：“當初匈奴人斷絕與大漢的和親情誼，大肆攻略漢朝邊塞。中國舉兵與他們作戰，死傷不可勝計，花費之巨數以百萬計。為臣確實很愚鈍，原以為陛下擒獲這些降虜，會把他們貶為奴婢，與繳獲的財物一起，賞賜給從軍戰死的家屬，以酬謝安慰天下百姓。如今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把渾邪王所帥的數万降眾，奉若驕子。為了賞賜這些胡虜，而使得國家府庫空虛，並徵發老百姓侍侯他們。長安市民怎能知道，在家門口和降虜做買賣，也會被官吏視為邊關的黑市交易呢？陛下啊，您既不能用戰勝匈奴所獲之利以謝天下，又要以微小的罪過，濫殺無知的商賈，竟然多達五百餘人。臣確實不能理解，陛下怎麼能這麼做呢？”漢武帝當然不接受他的意見，卻又難以駁斥他，只好恨恨地說：“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天又來妄發議論了。”
【每讀這段歷史時，筆者就感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由於國共兩黨的內戰，喪失了向日本政府索要戰爭賠款的時機。後來海峽兩岸又長期對抗，助長了某些人，特別是台獨分子的哈日情結。中國政府禮遇友邦，甚至禮遇投降的敵國，這種泱泱大國風度，怕是濫觴於漢武帝吧。今天之中華民族，確實應該多一些汲黯式的人，懂得向政府建言：任何時候，應把本國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我敬佩汲黯，就是敬佩他直言敢諫，不管皇帝愛不愛聽，也要為民請命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古代的忠臣，特別是文臣的表徵之一。難怪淮南王劉安準備造反時，想收買朝廷裡的大臣，卻非常忌憚汲黯，說：“汲黯好直諫，能守節，敢為忠義而犧牲個人生命。至於去說服公孫弘等，那是很容易的事。”
最近我在【精英博客网】，拜讀王鍾的知青傳奇故事。文中說道，某知青因為在日記中寫有質疑林彪的文字而被捕。其實在文革初期，對林彪的質疑的群眾，大有人在，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那時我也是知青，每次回城探親，年輕人在一起，總要聊聊時事。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因病回城，在家裡住了一段時間。一天晚上，和要好的年輕朋友們一起喝青梅酒，聊天抒發情懷。我一時興起，就說了三件事：一是“農業學大寨”不能持久(根據我在山區插隊的經驗而推論出來的)；二是江青不是好皇后；三是林彪不是忠臣。後兩點，我都是以歷史上的宮廷故事為依據的。因為當時，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干政，太不得人心。而對於林彪，我則說，成天吹捧君主的，能是忠臣嗎？當時，絕大多數群眾開始當逍遙派，大可不必處處防範別人告密。然而，我只寫古典式的詩詞，從不寫日記。因為文革初期，我所在的中學，有許多老師因勤勉寫日記而肇禍，給我的印像極為深刻。
當然，如果林彪能像汲黯那樣，敢於對毛主席直言而不面從的話，也就不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怕早就是第二個彭德懷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日於新西蘭奧克蘭
【筆者註】本文曾於2009年4月中下旬在【貝殼村】和【精英博客】分為上下兩篇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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