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先生餐館」里人聲鼎沸，菜肴飄香，与沙龍文友立偉談到他回京的打算，他的語調低沉，喉音很重，透過厚厚的鏡片，可以看見他雙目中環保熱忱的閃光。 立偉是到世界性保護動物非政府組織駐京辦事處去工作的，說起大陸有些地方取熊膽宰珍禽的殘酷，他很嚴肅地表示自己的憤慨与耽憂。先前他在紐西蘭農林部任職，我們就交流過保護濕地与鳥類的文章，作出辭去公職、服務環保組織的決定，合家遷回北京，對立偉來說，似非一時衝動，而是捍衛理念超乎薪酬待遇的考量。
席間林兄提起一個年輕人，我和他同去機場接過這位葉挺將軍的外孫，他揹個長長的大包，來紐攻讀生物環保，他在中國也為立偉參加的世界性環保組織工作，人在北京時巳經与奥克蘭市動物園經理交換電郵，并找了一份鐘點工，欲藉機接近各類動物，熟悉其特性。和我們這兩個六十開外的老頭，才二十歲的他侃侃而談，甚至準確地說出來咖啡館桌上覓食的小鳥的學名，他對人類戕害摧殘自己的家園------地球，憂心仲仲，所以決志畢生致力環保。
「學成以後，去向如何？」林兄問之，他淡淡地回答，習得西方諸國在環保及愛護動物之道，首先要推介回中國，拯救那里的大自然。
我想起近年忽然時髦的「擺渡者」一語，從荒郊野渡撐船擺渡，延伸至不同文化領域中來，具有了促進中西溝通交流的新意。
最近炒得火紅的是被奥運主席羅格譽為「擺渡者」的王大勇，他在歐洲小國比利時住了二十年，卻曾將曾將比利時乒乓球隊送上了世錦賽男子團體亞軍的寶座。而美國的趙小蘭，曾出任勞工部長，憑其對家庭、中國之根與美國成長的感恩之情，也被贊揚為「中美文化優雅的擺渡者」。
在時代之河的汨汨流水中，此岸的中國曾經是彼岸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家尋覓靈感源泉所在，繁榮強大和道德水準極高的帝國，像雲煙飄緲的神祕仙境，那里男耕女織，雞啼犬吠，一片祥和。伏爾泰在一七五六年出版的《道德論》中曾經寫道：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國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人，整個國家就象一個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職責。
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在他《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中談到：雖然中國的皇帝是一位專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進行統治。當年中國社會在魁奈看來接近于完善社會的理想。
然而中國一直以為自已是世界的中心，滿不在乎而又有點傲慢地，斜睨番邦夷族。直至鴉片戰爭，西方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西文化首次在震蕩中交接沖突，此時雙方的「擺渡者」，都在儒家傳統為主幹的中國文化和基督教傳統為主幹西方文化之間，承受与見証了撞擊和挑戰。
從戊戌變法到走向共和，從五四運動到共運成功，時代之河又流淌了百年，中西文化的「擺渡者」，也一直在兩岸之間穿逡往返。
西方經歷了對中國從好奇、贊美到猜忌甚至敵視，中國也經歷了對西方十七世紀的優容禮遇，十八世紀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紀的震驚警醒，二十世紀的對抗磨合。
二十一世紀，地球上的各種文化進入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互相作用的時代。中西文化通過各种形式產生互動交流，「中國的思想文化是儒學定於一尊而又相容釋道的文化。中國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單純的傳統，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進入了近代世界一體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時期。」但是，這種交流融匯卻具備「交而不融，匯而不合」的特點。維柯與赫爾德的歷史哲學的支持這么一种多元的文化觀﹕「各民族的文化並不都是出於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種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標準。」
近三十年間，時代長河此岸的中國發生巨變，彼岸的西方既喜又驚，眾多的「擺渡者」，載著文化与友誼，越過湍急深流，傳遞和平友好的訊息。不啻是學者、藝術家、科學家、作者等名仕學人，平民百姓亦可充作「擺渡者」。
自華人在一百多年前初抵紐西蘭至今，不少先僑巳充當出色的「擺渡者」，把中華民族勤儉堅忍，溫良謙和的一面，展示在Kiwi之前，贏得肯定与尊重﹔近二十年各地華裔移民紛至，經商有道，學業有成，從政有路，在藝術文化与社區服務方面亦成就卓著，王大勇型的「擺渡者」，紐西蘭亦不乏其人，乒乓好手李春麗曾出任紐國家隊總教練，在二零零二年英聯邦運動會上奪得個人單打冠軍，被評為紐西蘭十佳運動員。還有許多大小團體与個人的「擺渡者」，傳播中華文化的武術、體育、音樂、舞蹈、書法、繪畫、文學、民俗特色、美食、服裝等精萃，也帶來了華人扶幼敬老、重視子女教育的家庭倫理觀念。
可以說Kiwi了解中國以及對中國人的印象，除卻得之於觀光、查找書報資料与媒體報導，概來自十數万華裔在纽的表現作為，來自「擺渡者」帶來的東西。
當然，樹大有枯枝，華社鼠輩敗類也帶來販毒賣淫、詐騙造假、綁架勒索等罪惡，這些負面的東西，抵銷了眾多「擺渡者」的努力，透支了華人的道德誠信資本，污染惡化了華人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須要交流融匯溝通之際，也有人不愿做「擺渡者」去積極推動，反而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制造對立与撒播仇恨，以兩者之間的某些差距，或以古比今，作不合邏輯的類比，甚至非理性地挑刎指責西方的政治、經濟与社會制度。
他們大概忘記了，已經身處西方彼岸的華人，惟有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先要遵守紐西蘭法律，先要身體力行服務社區，才能嬴得當地政府与民眾的認可尊重，才能讓當地政府与民眾通過本地華人的卓著貢獻，從而更了解、認可、尊重与肯定中國。
正如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馬戎所言﹕「這些人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強大，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絕不是抱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孤芳自賞、封閉鎖國的結果，而是在自尊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心態與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並虛心學習的結果。」
馬教授特別指出﹕「中華文明的精華一定要繼承，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分辨精華和糟粕的能力，許多因循守舊、與新時代要求不符的東西必須擯棄。同時，我們必須下苦功夫去努力學習西方文明中的優秀成分，要有臥薪嚐膽的發奮精神，要有虛懷若谷的博大胸懷。平等、民主、自由、人權、公正這些理念是使西方社會走出中世紀封建束縛的理論基礎，而許多中國人對這些理念的歷史和發展現狀缺乏深入系統的瞭解，因此，在今天還是需要補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這樣的基礎逐步建立起來之後，就可能與西方民眾和媒體進行真正的對話，並有可能在對話中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逐步克服一些西方人頭腦中對中國的偏見。這才是今後中西文化交流的正確方向。中國有自己的歷史和國情，我們不可能照抄西方的經驗，但是只有積極學習和吸收人類社會各種文明所創造的優秀成果，才能使中國全面地煥發出創新的活力，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對於那些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人，尤其是海外華人，如果單純抓住歷史的創痛，現實的缺失，諸多指罵實也於事無補。或許有的海外華人會以為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民主、自由与人權，但另一位「擺渡者」梁燕城教授卻有不同看法。他放棄高薪回中國辦雜誌、興學行醫，扶貧助弱，他還神通廣大地与地方省市甚至中央領導人建立溝通對話渠道，從二零零零年起便被邀往國務院交流、建言獻策，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与他對話。
梁教授認為﹕通過自己在中國多年的觀察研究与公益活動，從大陸學者、平民的對話交流中，得出另一個答案，原來中國老百姓面對与關注的最嚴峻問題是腐敗与貧富懸殊，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不需要海外的人抽象地抨擊中國，而是需要實際的支持，貧困的人希望得到教育和醫療、知識份子希望有更大自由、文化學術希望得到資助來求得發展，社會大眾希望官員能清廉不再貪腐……
中國也需要更多的「擺渡者」走到民眾中去，与民眾一起共同面對發展中的困難，分擔疾苦，革除時弊，推動社會的進步。
與其隔岸相罵，不如過去幫忙。我所認識的楊林沙宕、陳立偉等「擺渡者」已經先後回去中國投身教育、環保，更多的僑胞在纽也以各種方式集資在中國興學，其中中華教育基金會就認養數百中國學童，每年定期供款，名畫家曹俊也收養了許多中國學童。
一些從政的華人如霍建強、黃偉雄等，也在充當「擺渡者」的角色，除了在本地或地方政府充當代議士問政議事，還致力在中紐之間促進經貿文化交流，幫助主流認知了解華裔族群。霍建強在國會的大奧克蘭市亞裔顧問組提案，直接彰顯亞裔關注維護自身權益的意向。而黃偉雄主辦的五届「曼努考亞洲論壇」，逐步推介華人參與本地經濟文化建設，向市政當局及主流社會，呈現華社各界精英的商業与文化實力，以及華社參與市政規劃与建設的強烈愿望。
「擺渡者」一旦蔚然成風，必成一股實實在在的力量，在時代之河的煙波里，「擺渡者」做的是雙向共嬴的益事﹔「擺渡者」還是微笑与友誼的使者，起著文化雙向傳播与融匯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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