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公车
话筒里,同学仔细关注我乘哪路公交车到他家。待他确信无疑,我不会找不到北,才放心挂上电话。
唉,怎么说我也是城隍根下的老北京了。可在海外漂泊了十几年,乍一回到北京,她的巨变令我瞠目结舌,晕头转向,不识故里。出门都要兄弟带领。今儿个可是我头一次孤身独行,真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果然,公车来了,我见前门没人上车,便不假思索冲上前,登门上车。谁知,进得车内,却听见司机大声喊叫:"嗨!这位同志!从后门上!”
“Sorry!”我习惯地应了一句。
司机大概很有经验,马上判断出我是海外人,便不再出声。
我十分内疚地站在车内,观注着乘车人们的行动。确实没有一个人从前门上。无论男女老幼,或细白嫩肉,或粗皮糙脸的全都是后门上,前门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井然有序。人们的自觉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久违了!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在北京街头才能看见的景象。竟然今天在我的眼前又重现!人们守序的清正民风,在历史的长河中风风雨雨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又卷回来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在经历了“造反有理”的铁蹄无情践踏后,伤痕累累,体无完肤。而现在她在人们的呵护下,医治创伤,逐渐改换新颜,焕发出灿烂的又一春。
看着这些上下有序的人们,我的脑海不禁浮现出文革前北京街头的情景。那时,北京人还算是遵纪守法的。排队候车,后门上,前门下已成人们的习惯动作,天经地义。似乎自有世界以来,就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来了,大串联来了,一群群数不清的“红卫兵”洪水般地涌来了,占据了北京城内外大街小巷的公车站。
此刻,我正站在甘家口26路公车站旁,眼前的马路边拥塞着一二百名裹着花棉袄戴着红袖章 不知从哪个乡里造反出来的丫头红卫兵们。那黑压压一片的阵势,惊吓得等车的北京人手足无措,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傻乎乎地躲在一边。公车来了,还没停稳,花棉袄们早已包围了汽车,死死地缠在那里,只要车上有开口的地方,管它是窗户还是门,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这是公共汽车啊!又不是火车!”我身旁的中年干部感叹道。
“唉!她们习惯了。”另一个人回答。
“咋儿办呢?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做饭呢!”带头巾的妇女担心道。
“走回去吧!瞧这架势,天黑您也甭想乘上车。”干部一脸的无奈。
从此,四十多年来,北京城再也看不到后门上,前门下的景观了。车门口你争我抢,前拥后挤,死扒住车门,僵在那里,你不让我进,我也不让你走,乱作一团,吵成一团。这就是你我上下班乘车时早已司空见惯的街头连续剧了。
你能怪他们吗?怪那些始作俑的花棉袄们吗?其实也难怪。自打她们的祖父辈们开始,广袤的中国大地就从未安稳过。世界列强的入侵,军阀混战,革命战争的风起云涌,二次大战,天灾人祸,一百多年内,这些杀人如芥,驱民流离失所的战争灾难不停歇地连番向中国的老百姓袭来。令他们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整日生活在惊恐,漂流的阴影之中。连命都保不住,哪里还有奉公守法,遵守社会秩序之礼德?说实在饥饿,逃难已把他们心灵中的秩序驱赶得无影无踪。这是谁造成的结果?我们能怪罪他们吗?
还好,这近三十年时光,人们终于可以站定下来,喘一口气,憧憬有序的幸福生活。
令人可喜的是,四十多年前守秩序的只是北京人,而现今北京城的街头上守秩序的已不仅是北京人,还有那一拨又一拨被改革大潮吸引过来的现代花棉袄们,他们仍旧来自五湖四海,却能共同遵守北京的秩序。这无疑是中国民众的一大进步。他们为北京城的秩序无忧地延续下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全国的秩序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门上,前门下,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市井凡俗之事了,也许诸位并不以为然。但在我眼里,它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不需要剧变,需要的,是这些不起眼的,芝麻谷子小事的变化,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小变,铸成了中国文明的巨变。如同一座高耸的文明大厦,还是要靠一块块小砖砌成的一样。
平静一下你那浮躁的心吧,一切从你的脚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