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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国力的消长与东亚格局(1)

作者: 杨健    人气:     日期: 2010/3/15

(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新西兰国际关系学会奥克兰分会主席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 ∙ 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 ∙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 ∙ 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一书中将软实力等同于影响力。他基本上将除军事之外的所有影响力视为软实力。这是不准确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收买或武力来获得，也就是“胡萝卜”或“大棒”。根据“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约瑟夫 ∙ 奈（Joseph Nye）的定义，软实力是指“当你能让别人羡慕你的理念并想你所想的时候. . . 你不需要太多的棍棒和胡萝卜便能让他们跟着你走”。在国际关系中，软实力是指人们对某个国家作为效仿对象的认同。不过，尽管软实力和影响力是不同的概念，软实力也是一种影响力。

日本的相对衰落

特性实力

 

中国在二战期间与美英苏一道共称四大强国。然而事实上，中国并无与其它三国一般的特性实力。中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基于其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同时也因为美国力图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抗衡其它大国，二战期间抗衡日本，冷战期间抗衡苏联。那时，中国在全球的利益有限，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特别是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护和扩大其全球利益。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都因为经济发展滞后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强国。

从那以后，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定义见仁见智，但核心是基本一致的。有学者列出了综合国力的七大要素：资源、人口、经济、科技、教育、国防和政治。另有学者将所有要素分为四大类：基本实力（人口、资源和国家凝聚力）、经济实力（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和商业）、国防实力（战略资源、技术、军队和核力量）和外交实力（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外援等）。

我们不可能对中日两国的特性实力做全面比较，但显然日本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不如中国，而且日本的人口在急剧下降。日本的国防力量也小于中国，并受到和平宪法的制约。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注定要弱于中国，毕竟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亚洲第一强国。目前，日本的自卫队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而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大大提升了其军事实力。日本国内也在讨论修宪。对中日特性实力的比较应该集中在经济实力方面，因为日本在战后跻身大国行列主要是基于其经济实力，而经济发展又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领先全球，年均增长超过9.5%。2008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飞，当时经济增长达到年均10.4%，但七十年代降至5%，八十年代4%，九十年代则只有1.8%，过去十年增速更慢。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无悬念(见图一)，比原先的预测提前了五年之多。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越日本。中国在科技方面也在赶超日本。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在2008年申请了1737项专利，超过日本松下公司成为全球第一。

关系性实力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关系性实力已大幅提升。典型的例子是中日在东南亚的角逐。对中日两国来说，中国-东盟-日本三角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中国-美国-日本的三角关系，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快速超越日本。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度十分担心，但很快发现中国的发展是个机遇。1995年，中国从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进口为94亿美元，日本从这五个国家的进口几乎是中国的五倍，为450亿美元。但在随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东盟五国进口的增长速度是日本的六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宣布开始自由贸易谈判。

但是，经济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在东南亚对日本的外交胜利。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东南亚有明确的外交蓝图。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该地区的关系有长足发展。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该地区的外交裹足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是国家认同上的误区。奥热里亚 ∙ 穆尔庚（Aurelia Mulgan） 指出，“由于逐渐失去了其国家特性，日本不再清楚自己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该扮演什么国际角色”。日本时常在东南亚和盟国（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之间寻找平衡。日本常将自己与西方绑在一起，对融入东南亚存有顾虑，尤其是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可能损害与西方盟国关系的时候。

 

结构性实力

 

中国在199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的亲密盟友已与西方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日本那时候的结构性实力在中国之上。今天，日本的结构性实力已无明显优势。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政治，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埃文 ∙ 麦迪罗斯（Evan S. Medeiros）和泰勒 ∙ 福若维尔（M. Taylor Fravel） 在2003年注意到“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魅力，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曾见过的”。这些变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双边关系的扩大和加深、新的贸易和安全协议、更积极深入的参与多边组织、接受更多被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和机构以及为帮助应对全球安全问题而做的努力。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这29年时间里，中国签署了31个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这27年里，中国签署了236个国际公约。中国今天对国际组织的兴趣和在其中的作用都不亚于日本（见表一）。           

 

表一：中国和日本参加的重要国际组织

日本

中国

ADB, AfDB (nonregional member), APEC, APT, ARF, ASEAN (dialogue partner), Australia Group, BIS, CE (observer), CERN (observer), CP, EAS, EBRD, FAO, G-20, G-5, G-7, G-8, G-10, IADB, IAEA, IBRD, ICAO, ICC, ICCt, ICRM, IDA, IEA, IFAD, IFC, IFRCS, IHO, ILO, IMF, IMO, IMSO, Interpol, IOC, IOM, IPU, ISO, ITSO, ITU, ITUC, LAIA, MIGA, NEA, NSG, OAS (observer), OECD, OPCW, OSCE (partner), Paris Club, PCA, PIF (partner), SAARC (observer), SECI (observer), UN, UNCTAD, UNDOF, UNESCO, UNHCR, UNIDO, UNITAR, UNRWA, UNWTO, UPU, WCL, WCO, WFTU, WHO, WIPO, WMO, WTO, ZC

ADB, AfDB (nonregional member), APEC, APT, Arctic Council (observer), ARF, ASEAN (dialogue partner), BIS, CDB, EAS, FAO, G-20, G-24 (observer), G-77, IAEA, IBRD, ICAO, ICC, ICRM, IDA, IFAD, IFC, IFRCS, IHO, ILO, IMF, IMO, IMSO, Interpol, IOC, IOM (observer), IPU, ISO, ITSO, ITU, LAIA (observer), MIGA, MINURSO, MONUC, NAM (observer), NSG, OAS (observer), OPCW, PCA, PIF (partner), SAARC (observer), SCO, SICA (observer), UN, UN Security Council, UNAMID, UNCTAD, UNESCO, UNHCR, UNIDO, UNIFIL, UNITAR, UNMIL, UNMIS, UNMIT, UNOCI, UNTSO, UNWTO, UPU, WCO, WFTU, WHO, WIPO, WMO, WTO, ZC

 

尽管中国获益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对目前由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仍有戒心。罗丝玛丽 ∙ 富特（Rosemary Foot） 认为，中国“主流战略分析家”相信美国一贯的战略是主宰全球，而美国的霸权是掠夺性的。中国领导人也公开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将. . .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政府又是现实的。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必须也能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而且，目前的现实是其它大国并不想直接挑战美国。中国学者和智库就中国如何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做了一定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为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因该“承担大国责任, 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