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执政者面对民心浮动，社会动荡，治安混乱，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全民安定团结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为了维稳，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可是祈盼的太平盛世迟迟难以构成，为此，官场焦急，民间失望。中国社会不能稳定，有多方面因素，既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但也不能忽视由于官员懒政，庸政造成的因素。其中暴力执法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很大消极因素，是个要害问题。农村征田，城市民房拆迁，市容管理，这些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不少是靠暴力执法完成的。急功近利的结果造成不少后遗症和社会不稳定隐患，这是官员庸政无能的表现。一篇小文不可能议论很多问题，本文仅浅议一下城市管理执法方面问题。因为近几年各地不断发生因城管人员暴力执法影响了社会秩序稳定，有必要探索一下这方面问题，对城管的历史和现状作个粗浅议论。
1949年，旧政权一些政要撤离上海时曾扬言，共产党有本领打赢仗，但没有能力管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不出一年二年，非瘫在上海滩不可。建国初期，在管理上海这个大城市时，确实遇到棘手难题。后来依靠广大市民的支持，在齐心协力管理下，解决了一个个顽症。老问题在逐步解决，随着时代前进，经济发展，新问题也陆续出现。交通、卫生、市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问题，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个大城市的市长是大管海陆空，小管阴沟垃圾筒，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要管。稍有疏忽，一些小事，普通事，就变成大事，麻烦事。就以人们习惯所说的“城管”来说吧。所谓城管，从文字上说是城市管理的简称，从日常工作内容上说，是城市环境管理的简称。城市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的系列工程，也是在社会大舞台上要表演的综合艺术。现在所说的“城管”（环境管理），是综合艺术演出中的大合唱，由于在联合演出中走了音，变了调，造成不协调，缺乏和谐气氛。
在笔者40年公务员生涯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也曾一度管过市场，间接参与过城管工作，甚至带队“冲击”过大街上的游商，每当回首那时行动，深感汗颜无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交往多了，为了建立一个文明城市形象，对市容进行全面整顿。由于大量杂乱的马路市场影响交通、卫生、治安，政府组织工商、卫生、交通、税务、公安五个部门成立联合执法队，取缔无证流动商贩。这些小商贩成员来历十分复杂，既有失业职工，城市贫民，外地盲流人员，也有劳教解教，劳改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中间有些人不服从管理，有的刑释人员扬言，“老子是从山上下来的，谁也不怕！”，个别法盲把公安、工商、税务执法人员打伤，双方形成对立阵势。一方要吃饭，生存，被管理的他们是弱势群体，另一方是管理者，职责所在，不能不作为，既是代表权力，不可能不反映执政者意志与愿望。被管者在多次吃亏之后，不得不对管理者采取迂回战、游击战；你来我跑，你走我再来，因此长期处干拉锯战和持久战状态。政府虽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想改变这个局面，可是总是治表不治本。后来虽用建立室内农贸、小商品、服装等等市场，动员流动无证商贩进室内市场。可是有人不愿意交办证费，管理费、摊位费、税金而不入室经营，化整为零，纷纷潜入居民小区流动经营，结果造成居民区的治安、卫生多方面问题。政府为避免权力与民意冲突，把执法权下放到街道、社区，可是戴大盖帽的人解决不了的顽症，街道干部怎么管得了。于是组建专职城管机构。由于执法者在上岗前未经法制教育，本身缺乏法律知识和执法素质，结果在执法中无法无天。他们随意扣下进城卖菜农民篮子里的农产品和自行车等运输工具，砸坏在马路边经营夜排档业主的锅，没收他们凳桌……于是冲突不断，茅盾升级，从肢体碰撞发展到流血、丧命。即使动用国家机器警察和法院，仍无法治本，没有一劳永逸的良策。上个月北京昌平区因城管队员围打一名卖书小贩，造成上百市名围观并指责城管队员打入，影响恶劣。同一天，在昆明因城管队员用暴力对待一位老年摊贩而发生群众与城管队员冲突事件，结果警方与城管部门多辆汽车被烧毁，数十名群众被拘捕。从情绪上的不满，上升到行动上的对抗，这类人民内部茅盾，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升级到暴力骚乱，性质就变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笔者作为这个圈内出来的人认为，仅仅依赖城管队员（上海人称他们为讨厌的黑猫警长）来驱逐流动小贩，动用警力来打压群众中有过激言行的人，是会影响民心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如果多点疏导，不用暴力执法，使城市在人性化管理下有序起来，实是全体人民所祈盼的。近几十年来，中国数以亿计的人进入城市，城管执法者应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管工作，只有转变思想观念，中国的城管工作才能长袖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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