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伴姓黄，名馥珍，1928年7月出生于旧上海一个殷实富商之家，解放后经公私合营等－系列改造，变为一般平民家庭。
去年她因腰脊骨沾连老闹腰痛，住院做微创手术，并请医生把右腿迎面骨长的一个包也连带切除，医生对切除的小鼓包有怀疑，让出院后再做几项检查，最后一项于9月初查完，我把检查报告送给主任医生看，没想到他竟告诉我，她得的是癌症，且已大面积扩散，属于晚期无法医治，叫我做好“临终关怀”。我一下子吓晕了，不知怎么回的家。冷静后，我想不能告诉她本人，只有通知上海的女儿和在国外的儿子，把悲痛深深埋在自己心里。
后来女儿、儿子、儿媳先后都回来了，她的弟弟、妹妹也分别从上海、成都来看过她。她自己蛮乐观的，以为养些日子就会好的，因此大家更不敢也不忍心向她透露任何讯息了。有一分希望，我们总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我悄悄地拿了检查报告，又去最权威的北京肿瘤医院挂号请专家看，可是结论与原医院主任医生说的一样，一家人都束手无策，实在无能为力了。到10月下旬病情转重住进医院，不久就撒手人寰。一家人陷入极度的悲痛。
回顾我们的婚姻，按传统说法是结发夫妻。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说骄生惯养，也是一个有保姆侍候的小姐，解放后由她大哥介绍，1951年从上海来到北京将嫁给我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工作都带革命两字）不久的穷光蛋，真是难为她了。因考虑到靠我微薄的工资维持两人的生活有困难，故要求她也参加工作，她同意了，进了我的单位在秘书科做中文打字工作，以后调财务部门直到退休。我们于1952年5月结婚，从此两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她一改大家闺秀的做派，自己做饭、洗衣（那时沒有洗衣机，手洗很辛苦），我当助手，两人合作，生活过得很安逸。以后有了孩子，只得从上海把带过她的老保姆（她姓吴我们都叫她吴妈）请来帮忙，日子虽淸苦，但很快活。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有过高的要求，认为平安就是福。
那时单位里常搞运动，三反五反、忠诚老实学习等等我都过关了，唯独1957年的反右运动卡了壳，我的几篇小文遭到全单位的大批判。从此我明白“断章取义”是怎么一回事，一般的诗词文章都能挑出个别词句来批判，再一上纲上线，问题就大了。那个时代写诗词作文章的人防不胜防，不知何时厄运降临，伤害了多少人？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我的命运可想而知，开除公职，送天津郊区的板桥农场劳动教养（最高行政处分）。
我一走，她可招罪了，大女儿才4岁，二儿子2岁，他还有病（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小儿子刚满月不久，家里还有一位老保姆吴妈，一大家子人吃、穿、拉、撒要靠她一人，她哪里管得了啊！当她得知要把我送走时，简直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也难怪，她只身告别父母从上海迢迢千里来到北京，刚刚学会处理家务，还学会一手做菜的好厨艺，日子才理顺，却把家庭重担压在她一人的肩上，她哪里承受得了？我到了天津后虽说也有工资，可最高一月才25元，最低只有15元，我的工资为23元，扣除我自己买饭票10来元，剩下的全汇给家里，仅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没辙，只有靠变卖东西度日。
当东西变卖得差不多时，她想到了死，可三个孩子怎么办呢 同时又想到了我，在她心目中我并非坏人，实在舍不得。于是就苟且活下来了。每月的工资加上我汇回家的一点钱，只能够20多天的生活费，便厚着脸皮向富有同情心的老同事借，待发工资后再还，月月如此。吴妈看在眼里，便主动提出不要工资，愿意与她共度难关。这时有“ 好心人” 为她出主意，要她与我离婚改嫁。居然真有人表示愿意接纳她，并负责代为抚养三个孩子。她意志坚強，断然拒绝。老保姆吴妈也说话了，认为我是好人总会有出头之日的，劝她耐心等待。总算一个家保住了没有散掉。
“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子过得已经够难的了，讵料又出事了。一天，吴妈领着有病的二儿子上街买东西，就在付钱的短暂时间中，孩子不见了，四处皆无踪影，吴妈急哭了，叫回孩子的妈一起找，也没找到。直到傍晚，派出所来通知，说有人送去一个孩子，让去认领。原来真是我们的孩子，他是见人上公共汽车也跟着上了，待到终点站他最后一个下的车，可不知往哪里去，便呆坐在路边。售票员第二趟回来见孩子仍在那里，问他，他什么也说不清楚，这位好心的售票员才把他送交派出所的。我回家探亲知道详情后，经共同商议，并征得我浙江农村老家的哥嫂同意，遂把孩子送到老家请他们代为抚养。同时为减少开支，把吴妈也转介到他人家，我们实在舍不得吴妈走，可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样虽缓解了一点有形的经济压力，而无形的思想、政治压力，使她食无味、睡不香，而且还无人可诉说，只有深埋在自己心中，简直度日如年，苦不堪言。
亲戚、朋友疏远了，连她的亲外甥女当初还是在她接济下来北京上的学，也跟她划清界线，虽然也同在北京工作，连看也不来看她。在单位里更受气、受歧视、受欺凌，重要的活动不让参加，评奖，调薪没她的份。她是上海人，尽管经济困难，上海的《新民晚报》总是坚持订阅的，一次单位经办收订费的人在登记本上于她的名下已打了勾，因亏了一份报费，愣说她的订费没交，幸亏她日常开支都记了账，从家中取来账本才洗清冤枉，后来得知原来是经手人自己搞错了。又有一次她帮出纳发工资，最后少了一份钱，都知她穷，便一口咬定是她拿了，她再三申辩也没用。最后虽已查清没她的事，可谁也没向她道歉。她父亲去世回上海奔喪，有人造谣说她回上海分遗产去了；还造谣说她星期日在家包饺子请客，拉拢、腐蚀同事；她平时总是埋头工作，所以任务完成得最好，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又散布流言蜚语，说她别有用心。单位里虽也有一些青年看不过去，仗义执言，为她说几句公道话，毕竟大势所趋，管不了什么用，她在单位里的日子太难过了。难怪我回家时，她向我哭诉：“这哪里是改造你，完全是在改造我啊！”
年华如流水，孩子一天天长大，教育子女的责任她还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起来，在她的教育下，孩子们都很懂事。女儿为減轻家庭负担，16岁即报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在北京的小儿子很孝顺，常帮妈妈做家务事，以后上班了，仍很听妈妈的话，不抽烟、不喝酒、不留长发，发下工资都交给妈妈，自己仅留几塊钱奖金作零用；二儿子在乡下我们曾多次去看过，活到21岁因病死亡，少了一份牵挂。但我们家的困难真正緩解，还是打倒“四人帮”，我的问题获得改正回到北京原单位以后，我们才重新过起了两人一起上下班，全家团聚的日子（女儿已先我回北京）。子女各自先后结婚成了家，而且条件都很好，我们总算熬出了头。我们退休后还享受了十多年欢快自在的退休生活，每年春秋两季都一起出游，国内大多数名胜古迹我们都去过；香港、澳门回归后，我们即去观光；还跨出国门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旅游；儿子一家在新西兰定居后，我们已先后来过两次。女儿也常接我们俩到她上海、天津或北京的家小住。直到近年她老闹腰痛才不再出远门旅游。 饮水思源，我们一家人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亲爱的老伴立下了大功，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大功臣，我们全家人都会牢记在心，永世不忘的。
14/05/2010于奥克兰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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