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房间，那里存放着对走过的每一步路、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记载。随着日子一分一秒的过去，有些遇见的人、经过的事渐渐被扬尘一层一层地覆盖而遗忘了。
然而有些人有些事，不管逝去了多少时日，却是忘却不去的。尤其在那扇心窗被自己或别人不经意打开的时候，风儿兀然吹进，拂去往事上的积尘，那一桩桩一件件便清晰地浮现在心上、眼前……
去年清明，在黔东南三穗县，柳恭卑地跪在外祖母的茔前，回念着老人生前的笑貌音容。鞭炮的轰鸣还在山峦间回响，贡奉的香纸燃烧着释放着浓香，烟雾在茔前袅绕着，穿过树梢，慢慢向天空散去。小姨早已哭成了泪人，如果没有表弟表妹的搀扶，恐怕已经晕厥过去了。自从外祖母去世，每年清明来上坟，小姨都这样伤心，没有人能劝住她。她是外祖母最小的女儿，与老人在一起的日子最长，对外祖母一生所遭受的苦楚体味最深。
外祖母一生生养了三个女儿，她含辛茹苦把她们抚养大，直到成家立业，她喂养的不是奶水，而是血与泪。她的艰难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她那独特的身世。
小镇柳川有几个大户，其中一家姓邱，一家姓彭。彭家女儿锡珍与邱家公子绍民都上过私孰，熟读四书五经。绍民长大了接管家中事体，掌管帐目，因为对佃户很体贴，不凶不恶，颇有好名声。由两家大人做主，绍民与锡珍结了连理。他俩就是柳的外祖父、外祖母。几年后，东洋日本入侵中国，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外祖父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加入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某军军长王家烈麾下，成了一名军官。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及过人才智，被封誉为“黔军俊彦”，提拔为中校团副。王家烈由于军阀作风严重，专横跋扈，不听号令，为蒋中正所不容而被废黜。黔军随之被并入中央军序列，开拔抗日前线。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未果，又起战端。时外祖父所部隶属中央军杜聿明部。在淮海战役（又称“徐（州）蚌（埠）会战”）中，国军节节失利。部队已开始部署撤向台湾。战役结束前，外祖父不忍抛下外祖母及几个女儿，被准假回贵州接家眷。经历千重山万重水回到家乡，未及启程，已闻知前方失利，国军大败，杜聿明被俘。外祖父只好隐姓埋名，留在了家乡。解放军进入贵州，缺乏人才，祖父被征召参军，负责地方粮食供应及军粮采购。哪知道他原来在国军的部下遣送回乡，把他认了出来。外祖父立即被解放军逮捕、枪杀。从此外祖母与三个女儿戴着“反革命地主分子”的帽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中共建政的初期，为了对庞大的人口进行有效管理，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户籍管理制度，由公安部门管辖。公允地说，这套制度对停止大陆当时的乱象、形成对人口的大治起了极大的作用。但这套制度其实是建立在不公平的社会分类、分工基础上的。中国大陆虽然有数万万人口，其实只有两种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这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农业人口是指那些依靠种植业、渔业、牧业为生的人群。而其他的都是非农业人口。如果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为分水岭，中国可以分成两个时代。有人对这两个时代起了各种名字，其实可以将它们称为改革前时代和改革后时代。在改革前时代，这两种人口最重要的分别还不在所从事的劳动的艰轻、难易程度，而在于有没有“证”和“本”。只要是非农业人口，就一定与生俱来拥有购粮证、布票、糖票、盐票等，还有一个户口本。凭着这些“证”和“本”，每一个非农业人口都可以享受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肉类、布皮等生活必需品，户口本则赋予非农业人口在某地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农业人口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国家不负责供应农业人口任何生活必需品，这些都必须由他们自己从劳作（耕种、放牧、打渔）中自行生产。所有生产所得都必须先交满国家规定的收购额，剩余的才由生产队按“工分”（出工天数及工效程度的评分尺度）分配。农业人口也没有户口本，他们不可以选择地方居住，除非女性嫁人才可以迁移，他们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权利从事任何非农业性的工作，连公社（乡）里的文书这样面向农村、农民的职务都必须是非农业人口才能担任。城镇里招工从来都有不言而喻的条件：只面向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说，不招聘农业人口。即使在农业人口里，也分有等级，有贫下中农（渔民叫贫下中渔，牧民叫贫下中牧）、中农、富农、地主。这叫阶级成分，不同阶级成分即使同样出工出力，工分也会不一样。虽然那天下号称是工农的政权，但“工”与“农”的差异明白地摆在那里，就是不平等。有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者的差别：政府有时把“非农业户口”赋与一个农民以作为对农村见义勇为人士或其它重要好人好事的奖励，反过来，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城镇居民因为其对社会的突出贡献而获奖得到“农业户口”。中国农民很淳朴，从来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怨自己命不好，生在农村身为农民。
柳的外祖母以及她的女儿们虽然在城镇生活，但其祖辈主要靠田地租赁生活，所以身份是农业人口，但过的生活比所有人都不如，就因为她们的“黑五类”身份。他们要为自己的祖辈赎罪，田地早就被全部没收，手无缚鸡之力，也被赶着下地劳动。昔日的佃户们翻身成了主人，见过去养尊处优的“地主婆”也要下田了，心理有一种报复成功后的快感，有些人便极尽能事欺负外祖母。除了参加每天的劳作，外祖母还要接受定期不定期的批斗会，有时还被绳索捆绑，戴上纸糊的两尺高的高帽，还要大声呼喊“我是地主分子，我罪该万死！”。
为了保护自己三个女儿，她用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柔弱的肩膀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忍受着耻辱，艰难但却顽强地活着。
大女儿长大了，嫁给了城关上菜园的张家。虽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毕竟有了一副可以倚靠的男人的肩膀。外祖母待安置好了大女儿，便带着二女儿、三女儿远嫁到了百里之外的三穗县，那里没有人认识她们，女儿们可以少受些欺侮。
二女儿在“穗中”（“三穗中学”简称）上学，品学兼优，是那里的女生部长。赶上六十年代大饥荒，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然而学生们却有每天四两粮食的供应保证。（这真是一项仁政，也体现了国家领导者对未来的远见卓识。如果说那时的政策整体上歧视另类，那么这项政策却很公允，也惠及了“地富反坏”的子女。）她舍不得自己吃，全带回家跟妈妈和妹妹一起分享。外祖母把这些饭跟菜叶、红苕掺在一起煮，可以够一家人吃。那时候，中国上千万的人饿死，外祖母一家幸存下来，可以说全得益于这“每个学生每天四两粮食”的德政。
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柳还在国内，有机会扶一把老人的灵柩，为老人送行。老人走得很祥和，脸上的神情十分安详。我相信，她老人家虽然遭受了一生的苦难，但心里一定带着微笑。她用毕生的忍辱负重完成了亡夫的嘱托，完好地把三个女儿带大成人。她看见了，大女儿一家凭着勤劳已成了殷实之户，二女儿当了特级教师，三女儿也儿女成群。她可以含笑九泉了。
不知道外祖母在天之灵可不可以远渉重洋来到这小小太平洋岛屿在梦里看望柳？不知道天国里从东方到西方跨国旅行是不是也要办签证？
撰于2003年10月14日
改于200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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