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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学生一记耳光

作者: 金晓泉    人气:     日期: 2010/6/20

1985年我被聘到天津市解放南路中学为兼职教师，担任高中三年级英语教学工作。高中三年级是毕业班，是学生要参加高考的关键年，任课老师被称作“把关老师”。天津市中学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两类，解放南路中学是普通中学。该校校长给我介绍了该校高中学生的学习情况，该校高三共有四个班，其中有一个班是重点班，是100来个学生中选拔出45个学生组成一个“重点培养班”，就是学生要升入大学的苗子，要求升学率在50﹪左右（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在98﹪—100﹪）。升学率一方面是学校的指标，也是学校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家长对子女择校就读的主要参考数据。我查看了这45个学生在高二结业考试的成绩单，就接受了这个教学英语的职务。
教高中三年级的英语课和教中学其它各年级的课是不一样的，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到现在已经学了五年英语，在教学上每堂课既要复习旧知识，又要教学新知识；把旧知识与新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要归纳、总结，要条理清晰，重点实出，知识滚动累积。教师要统盘掌握初中到高中英语教材的编辑系统，吃透教材，做到心中有数，站在讲坛上才能游刃有余。高中毕业班，学生的目标是参加高考，要拿高分；教师就要了解掌握历届高考试题的内客，考题型式和命题路子；教师要瞄准高考题教学，而不能扣题教学；还要教给学生答题技巧，经常举行模拟高考试题的考试，讲评学生试卷。高考是指挥棒，实际上我教的英语是“应试英语”，不是教实用英语，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错误的路子，我学生的英语是高分低能。学生拿高分上大学就算完成学习使命，家长满意，学校升学率高校际评比名列前茅，执教教师获得光彩——皆大喜欢。
在开学的两个星期中，有别的同等级的几所高中学校转来八名借读生，我校领导陪同这八位学生的家长和我见面，当面重托我要提高英语高考分。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感谢家长的信任；另一方面觉得我的责任重大，万一学生落榜，我无颜以对。家长们托了人情才能够来借读的，拒之就不恭了，我只得允承。
还别说，心里真嘀咕，到时交不了差，那怎么办？于是，这八位借读生我另眼看待，“小槽喂养”。其中有一位学生叫聂大为，他的毛笔字实在太难点儿了，写出来的字像是小学生的水平，我给了他一本柳公权《玄秘塔》帖本，要他每天临摹三十个中楷毛笔字交给我。教英语的要求学生写毛笔方块字，这件事也是特别，不入路数。
有一天，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向里看见空了几个坐位，我正在纳闷寻思，怎么回事？几个学生怎么不在课堂里？这时上课铃响了，只见楼道那头五个学生匆忙地奔跑过来，他们气喘嘘嘘，满头大汗，看见我在教室门口，他们站住了，最前面的是聂大为，左手托了个篮球。他们在打篮球，听见铃声，急忙跑步上楼。我非常生气，你们怎么有心思玩！上课都误了！我想在聂大为手里夺过篮球，没收，看你们再打球。在聂大为后面的同学手快，抡下篮球。这时我更生气了，拿不到球，火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给了聂大为一巴掌，他脸上顿时起了几个指痕。他们进教室，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的眼睛里都露出了紧张状态。我气呼呼地说：“快要高考了，还惦着玩！”这堂课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维持到下课铃响。
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坐下，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怎么出手打学生呢，真后悔，太粗暴了，粗暴对待学生是无能的老师。
电话铃响了，是叫我去校长室。消息传得真快，我决定去辞职。我一进校长室，校长叫我在沙发里坐下，还倒杯茶递给我。我想，打学生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的，犯了错误，枉为老教师，自觉很惭愧，辞职吧，好得我是被聘来的，说句辞职的话，就可以离开；唯有辞职，才能挽回学校的声誉。
我直截了当向校长说：“我打了学生一记耳光，我辞职了。你照准，这样你就秉公言顺了。”
校长说：“请你来不是说辞不辞职的事，是跟你商量，明天家长来校时，你不必出面，我来接待。我会解释的。”
第二天上午聂大为的家长固然来到学校，听说来了四五口，现在在校长室。我想，倾家出动兴师问罪来了。昨天校长说的出面接待，原来是中间缓和，免得我当场下不来台。我做的事，我担当，何必校长出面呢。我豪不犹豫站起身来就走，下楼时，琢磨着：家长也是粗暴相对怎么办？我抱定宗旨，道歉认错，以不称职解职离校。
我一进校长室，聂大为父亲抢步上前，伸手和我握手，连声说：“金老师，谢谢你，我叫大为转校借读，就是慕您大名来的，他理科成绩还过得去，就是英语成绩太差。您严加管教，打得好，我把儿子交给您了，以后他不用功，您尽管打。我们全家感激您！”
聂大为的母亲指着她儿子说：“金老师是教英语的，竟然要你练写毛笔字，把你看作自己的孩子了。”
家长一连串的话，不容我插话，也使我无言以对。更料不到的是，聂大为父亲叫身后的儿子聂大为跪下认错。这使我措手不及拦不住聂大为下跪，我连忙抱起他，说；“不必这样，不敢当。”
我打了学生一记耳光，本来是老师犯错误的事，现在倒成了佳话在学校里流传。后来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到了这事的经过，告诫大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要维护“师道遵严，切不可体罚学生。”
后来我担任的这个班的升学率是46﹪，很说得过去了；来借读的八个学生全部升入大学，聂大为英语高考成绩93分，总分过一类大学，被第一志愿南开大学英语系录取。
聂大为大学毕业后去了英国伦敦。他天津的家原住河西区东楼，因拆迁搬家，同时我也拆迁搬家，于是我们失去了联系。
隔了十多年，有一次我在天津开发区学校大门马路对面一饭馆就餐，突然有一人走过来向我90度鞠躬，口称金老师，待他直起腰来，原来他就是聂大为！我俩拥抱，热泪盈眶。聂大为在伦敦做钢材生意，常回中国，这次真是上苍有怜，久违的我们天意重又相会了。
1997年的中秋节，我收到一个从伦敦邮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合月饼，附信一封，信笺上写道：“恩师：奥克兰也许没有中国月饼，伦敦的月饼是中国产的，给您和师母应节偿鲜。何时回国，告诉我，我们配合好了，在天津相叙。”
啊，亲爱的学生，一合月饼抵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