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位活跃在海外华文传媒界的时评作家，在报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道路”的评论文章。其内容的广度，论点的新颖，剖析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度及研究课题内涵的丰富，已超出了党校教材和社科院研究范围，使人耳目一新和惊叹。本读者虽是无独立思考能力的平庸之辈，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向何处去”和担心民族命运的海外老年华人有感不发，有点不自在。于是说几句闲话，算是学读那几篇时评文章的札记吧。
一，中国道路。
中国什么道路？这里指的当然不是北京的长安街，也不是上海的南京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这个题目太大，太深了。中国人走了几千年各种不同的道路，至今还没有人找出一条笔直，通畅的道路。请外国人找过，自己也到太空去找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历史学家都在迷惘中不断摸索。但能说的，还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那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见并非“条条道路通罗马。”
于是今天中国知识界精英还要探索，并不认为中国人已经走上阳光明媚的康壮大道了。有位时评专家说，“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开拓出了当前这条值得世界关注的中国道路。”
今天中国这条道路真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开拓出来的吗？另一位时评家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变革经历着剧烈转型的痛苦。笔者认为，中央集权国家向市民社会回归和转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是沉重的。摸着石子过河的话好说，不好做。阴不差，阳不错，歪打也难着，但中国新一代经过各种角度不断求索获得了初步成功，然，任重道远。
二，两大思潮。
不同历史年代，就必然会有反映社会政治情况的不同思想潮流。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种思潮都会应时而生，并以各种形式活跃起来。中国在三十年社会变革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思潮，有代表性的是自由派和新左派。曾有人把自由派称为自由主义者，把新左派称为顽固派。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痛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已登上中国政治和经济舞台。新左派竭力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而自由派则主张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新左派敌视不同于西方式自由经济的发展模式。因此两派在基本经济政治主张上是对立的。可是这两派对中国三十年社会变革的评价却都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的标准来要求的。众所周知，所谓乌托邦，即没有的地方，不能实现的幻想。两派对中国变革的评价以不符合常识作论断，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哲学上的肤浅。在阶级社会里，反映现实社会政治情况的思想潮流，往往带着某一阶层的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现状很复杂，各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有人利用执政者在执政中的一些严重错误和当前的贫富分化，社会茅盾尖锐，作出荒诞论断： “中共很快就会倒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上星期有位持不同政见的朋友十分认真地问笔者：“你看中共什么时候能倒台？”类似的言论笔者已经多次听到过了，而且不是听一二个人说的。这些朋友的政治思想倾向，虽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但至少也是一股暗潮，同时说明研究中国道路问题大有人在。笔者从几乎每天都有朋友与我谈这方面话题感悟到，研究中国道路已不局限于哲学、思想、知识界的学者，而已经进入平民百姓层了。
三，探索中国道路意义重大。
海外知识界精英以重新解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重新解读一百多年近代历史的方式来探索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和未来应该走的道路是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西方社会对中国三十年的社会变革，对中国在重重困难中的坚强而迅速的崛起，感到迷惘和不认可，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也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政体模式了解不深之故。于是出现不少奇谈怪论。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政治。也有人认为，千变万变，中国仍为共产党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性质不变。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以来，西方知识界即从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各个领域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全面批判，此举深受中国自由主义学派推重，并进行全力推销。本来研究学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争辩，但，又奈何“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唐，韩愈）任何党派或个人，如果不理清政党和国家的区别，抱着敌视的政治偏见，套用，贩卖陈腐的反共老调，就难以使人相信他有关心中国发展的诚意。现在中国知识界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愿望，来探索中国道路，具有划时代意义。窃认为，思想界在研究中国道路时，可以有不同声音，但应该把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作为研究宗旨，唯有这样，才有研究价值和深远意义。
老朽一孔之见，言不逮意，见笑。
2010年7月20日夜写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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