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年底的《中华保守主义思想纲领》一文，2009年底的《中国力》一书，再到今年以来几篇谈“中华保守主义”的时评随笔，这一套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宏观思考，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中国上海，一些志同道合的民间人士专门成立了一个“春秋综合研究院”，以《中国力》一书为理论基础，借助民间学术团体的形式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探索与开拓。
令我很受鼓舞的是，在奥克兰本地，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响应我的这套理论。最近一段时间，除了一些文友在报纸上撰文讨论，同时也有不少人给我打电话。偶然在聚会活动中相遇，也会有以前从未深谈过的朋友拉住我抓紧时间聊一聊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文友中的反应大致上分为三种：一是感觉新鲜，有待慢慢消化；二是非常同意，表示鼓励和支持；三是有所怀疑，不太确定这个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是否能成立。
我心里很清楚，围绕这套思想，这三种反应都是正常的。而且随着内容的展开和深入，这三种反应也会分别展开和深入，不大会发生合流和化约。
就其哲学基础而言，中华保守主义内在地否定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存在，这种否定当然也包括否定将中华保守主义本身树立为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的任何企图。中华保守主义致力于中国政治光谱的整体平衡，同时满足于将自己保留在政治光谱的某一个特定位置上，决不试图一统天下。所以，针对中华保守主义的批评和反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本主义的奉行者们所鼓励的，因为所谓的平衡，恰恰就是由各种对立和制约所构成的。
对应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华保守主义派别也就是代表中国蓝色政治的右派，与自辛亥革命以来由革命党所开启的红色政治和左派政治势力相对。
必须承认，中国的蓝色政治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失败的势力，一个从全盛走向衰亡的悲剧角色。
在晚清时期，保守主义的蓝色势力曾经主导了洋务、变法和君主立宪等运动，但这个“德日模式”的强国之路最终被红色势力按“美国模式”发动的辛亥革命所打断。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红蓝较量，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蓝色政治全面崩溃，建国大业的主导权完全落在红色政治势力的手中。
抗战的胜利没能挽救蓝色政治于既亡，1949年，更为激进的红色政治势力通过一场全面内战按照“苏俄模式”成功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左右互搏的政党。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集团是新生的蓝色势力，打击官僚集团、追求无政府主义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则是更为激进的红色势力。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深陷在这种左右互搏中不能自拔，一方面希望靠群众运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来维持中央集权、镇压人民。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最具保守主义特质的政治家。能在文革风暴的红色政治废墟之上让中国重新回归晚清时期的保守主义强国之路，这个完美的U形转弯堪称当代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唯一的失控是1989年的“六四”。当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预示着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模式”将卷土重来时，为了保卫中央集权、为了不重蹈70年前的覆辙，不惜一切代价实行镇压也就成了合乎逻辑（尽管不合道义）的无奈选择。
“六四”之后的执政党一路畅通无阻地向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回归，直到胡温政府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国策之确立，正式形成了与早年共产党“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纲领的针锋相对。至此，中国政治路线的180度大掉头宣告完成。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披着红色政治外衣的蓝色政党，一个脱身于左派势力的右派政党。而它的对立面不是别的，就是那个首先催生了中国的红色政治随后又协助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美国模式”民主共和。
再次简要重述中华保守主义的历史观，是因为我刚刚收到了本地文友张崇杰先生寄给我的一封长达17页的手书长文，题为“读《中华保守主义思想纲领》后与文扬先生商榷”。读过之后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等着的那个不同于上述三种反应之外的第四种反应，终于出现了。
此文正在员工手里打印，过几天就会全文照登，到时我还会针对该文中的观点与张先生深入讨论。
时隔几年之后再见张先生文章非常高兴，谢谢张崇杰先生，谢谢诸位文友的关注和对讨论的推动。▊
201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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