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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新西兰主流社会还是华人社区当中，Betty Leung梁林雪梅是一个让人萌生敬意的熟悉名字。据说，在New Plymouth，有人曾试过寄出一封只写了她的名字，但没有写详细地址的信给她，她也一样能够收到无误。作为一个早年从香港到来的华人移民，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华人移民融入新西兰社会，一直致力于社区中文教育事业。在母亲节来临的时刻，作为本报特邀嘉宾，这位华人妈咪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记者：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您一直从事的工作，还有您获得QSM的情况？
Betty：我们一家是从香港移民来到New Plymouth的，以后就一直住在New Plymouth，没有离开过。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华人非常少。刚好那时候有五个越南难民的家庭，要从奥克兰迁移到New Plymouth。这些越南难民都是华人，因为战乱逃了出来。我一直都从事义工翻译的工作，于是政府部门就让我到奥克兰去，从难民营中把他们接到了New Plymouth。然后，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英文，我就帮他们做翻译，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包括去医院看病、找工作等等。我在香港受教育，英文没有问题，中文也没问题。我以前在香港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我一直都为这里的华人做翻译，最近十几年有更多的华人来这里，就更加忙了。时间一长，华人碰到有什么问题，甚至洋人碰到与华人有关的问题都来找我。连警察局、法庭等，都有我的名字，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都来找我，让我去帮他们翻译。比如，华人去看医生，被问到以前得过什么病的时候就不容易讲清楚，这方面的英文单词比较复杂，我去帮忙翻译，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少华人产妇都是要找我专门帮他们翻译的。我帮忙翻译的，从怀孕到出生的小孩就有9个。大家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把他们当成自己家里人一样，而他们也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妈咪，非常亲切。
 我也是New Plymouth唯一的一位华人太平绅士，华人也经常来找我帮他们签文件公证。
我们这里的华人协会也组织了一个中文班，坚持为会员的子女教授中文。班里面还有洋人的小朋友来参加，甚至有些洋人的大人有兴趣，也来参加学习。
在获得QSM之前，2005年，New Plymouth市政府就颁授过一个Citizen Award（杰出市民奖）给我。
也因为我为这里华人社区所作的努力，后来女皇就颁发了QSM给我，非常光荣。
记者：您妈妈现在是在香港还是在这里？
Betty：我妈妈来了这里（新西兰）十几年了。她现住在奥克兰的养老院里。因为New Plymouth没有华人开的养老院，所以就住到了奥克兰。那边的养老院里面有很多中国人，所以她可以找到人说话。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在奥克兰住，还有好多孙（子）、外孙和她一起，她不会感到孤单。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从她的身上，您继承了一些良好的华人品德？
Betty：我们是天主教徒，妈妈也是教徒。她有一样品德，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能够吃苦。她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占领香港那段时间的苦难，还有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等。我从她身上还学到的是“马死落地行”（务实、变通、敢于放下身段）。
记者：您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非常了解西方的文化。您觉得中西方关于家庭的观念有什么不同？似乎西方的观念中没有“孝顺”这个词的，是么？
Betty：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对孝顺要求很高，那是因为华人家长希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听家长的话，并且担负起照顾他们、抚养他们的责任。但在洋人家庭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洋人一般都依靠国家、政府的照顾，年纪大了就到养老院去，并不一定要求子女留在身边。相反，他们的子女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可以选择离开家庭，有些更是一去不复返，只是在节日给妈妈寄束鲜花或者问候卡，家长已经很满意了。洋人是刻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子女即使到了30多岁，依然把他们当成小朋友一样地痛爱，为他们担心。
等我老了，我也希望到养老院去，孩子们有时间偶尔来看看我，我已经很开心了。（笑）
记者：看上去您比较接受西方的这种文化？
Betty：这个没办法，一定要这样转变才行。
记者：Betty您已经取得了这么瞩目的成绩，并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您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呢？
Betty：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为华人社区服务。
目前，我有个新的目标，就是帮一下王博耀先生，在我们这里（New Plymouth）举办一个路易·艾黎的事迹展览。现在我就是想要做好这个展览。我约了我们博物馆的馆长商谈这方面的事情。上一年，我也曾经帮过张利民大使的太太李亚军在这里的展览馆办过一个画展。那次画展的反响非常好。
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多提高一下自己的歌唱水平。我是教堂里面唱诗班的领唱之一，每个星期天都去唱歌。所以我希望多唱些歌，唱更好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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