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沙龙的人们选择星期天这个日子到郊外活动。Omana海滩上空的阳光是金色的，撒在Omana海滩上的沙砾也是金色的，海滩上遍布的人群不分肤色，或赤脚倘佯在沙滩上，或抱着冲浪板在浅滩戏水，或驾着帆舨到深海去追风。
从奥克兰来到这里看鸟儿的这群文学沙龙人，他们的心情也和沙滩上所有的人们一样被这阳光和沙滩染成了金色。
然而我知道，海的另一头，天的那一边，邓丽（为尊重当事人私隐，此为化名，下同）的心情一定是灰色的。当沙龙的人们在沙滩旁的草地上诵念诗歌的时候，邓丽一定已经背负着那些从中国带到奥克兰，又从奥克兰原样带回的包袱，回到了她生活、工作的那个城市的空港。
包袱里有她自己的用品以及替朋友捎带的礼物，可是她没来得及打开这些包裹，更没有机会使用自己喜爱的物品，也没有机会完成朋友的托付。有人打开过这些包裹，他们是奥克兰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
2005年2月11日晚，邓丽抵达奥克兰，没入境就被扣留，带往Papakura警察局，接受审问，然后关进一间单人拘留室，2005年2月12日晚八点被遣返。理由是：有移民倾向。
就这样，她没有来得及看看这个国家上空的蓝天和蓝天上漂浮的白云，更没来得及浏览奥克兰城市绿树遮隐着灰砖红瓦的街景，甚至没有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迈出哪怕是一步自由的脚步，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挡在了国门之外。
我想象不出，当遣返邓丽的飞机降落在机场，舱门打开时，迟丽迈出机舱的脚步是如何缓慢，随着脚步移动的心情是如何沉重，但我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种坠入深渊的感觉。
其实我和邓丽素不相识，Fancy也一样，从未见过邓丽。
星期六是我收拾房子、修整花园的日子。我戴着厚厚的塑胶手套，正在用强力清洁剂擦洗抽油烟器，接到Fancy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有一位从天津来的女实业家，风尘仆仆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商务考察， 却莫名其妙地被盘问是否携带毒品并遭受脱衣搜身检查。苛刻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毒品，移民局便以莫须有的“有移民倾向”为理由向她发出了驱逐令。
和Fancy一样，我立刻下意识地感觉，这是一起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于是我们一起驱车赶往邓丽被扣留的Papakura警察局，在路上，接到律师通知，警方已经将邓丽送往机场警察局，准备遣返。我们立马扭转方向盘，直奔机场。
机场警察局的警员友善地接待了我们，出乎意外地，他爽快答应了我们会见邓丽的要求。
当邓丽被带进会见室，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个朴实的女性。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她会象去年那个从大陆到台湾游览的旅行团，一下飞机就消失在人海里，再也找不到踪影。可是新西兰的移民局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决定将邓丽强行遣返。
一得知消息，Fancy翻遍所有的华人通讯簿，好不容易替邓丽找到了律师、也联系上了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官员。律师和领事官员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奔走。
然而，虽经律师、中国领事官员多方交涉，仍然不能改变移民当局的驱逐决定。
移民局说，迟丽的个案存在太多的疑点，这些疑点不得不让他们做出那个一般不轻易做出的决定。首先，移民局批准的是两人一组的商务考察团，然而，迟丽的上级因故不能前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成行，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说服移民局；其次，迟丽考察的项目是家具行业，可是邀请者不是一个家具从业者；更令人不解的是，办理有关签证手续的中介商，就是邀请者本身。致命的是，丁艳一句英文也不懂，可是没有翻译，接机者是中介商的朋友，既不认识丁艳，也跟家具行业毫无关系。…….
于是，尽管中国领事馆官员使尽浑身解数，也找不出严正的理由要求移民局放人。
一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这事如果发生在一个美国人、英国人身上，会是同样的结果吗？哪怕是韩国人、日本人，也会遭受这样的命运吗？
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么，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种族身上，结果也是不同的，这算不算种族歧视呢？
如果人家说，我就种族歧视，怎么了？人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有一船船往外偷渡的吗？有那么多在别的国家逾期不归的吗？为什么我们不歧视他们而歧视你中国人呢？
我会失去语言。
一切都似乎是一次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假如重新来过，邓丽在出关时遇到的是不同的人，或许她就顺利入境了。一般来讲，只要验过护照以及护照上的签证，检查行李时没发现什么违禁品，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可偏偏事情就出在检查行李的时候。至于为啥邓丽会让人怀疑携带毒品，实在不得而知。
按照律师的理解，这事似乎没有谁有错。邓丽没有事先告知移民局另一同行人不能成行并不是她的错，因为移民局的签证上并没有如此要求；移民局也说自己没有错，只要怀疑任何访问者“有移民倾向”，他们就有权发出驱逐令，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如果当事人不服，尽可以通过法律程序上诉。
既然谁都没有错，那么，就只是事情本身有什么不对啰？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件很荒谬、很滑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命运便放心地给邓丽开了个很大的玩笑，除了让她经受十多个小时飞行的颠簸，还让她的心情经历了一个从喜悦满怀到冰冷刺骨的旅程。而且，只让她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停留了一个昼夜，仅仅一个昼夜。
这一个昼夜，邓丽呆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分别是Papakura和奥克兰国际机场警察局狭窄的拘留室；这一个昼夜，邓丽睡了两张床，这两张床都是警察局拘留室里冰冷的水泥床。
告别了哭泣的邓丽，我们回家。路上我问Fancy，也问我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天，咱那个东方故国的大门也会被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同样的理由：有移民倾向，而向西方的邓丽们关闭？
Fancy没正面回答，却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还写吗？
看着天空下起的小雨和挡风玻璃前不停摇晃的雨刮器，我仿佛看到邓丽的尊严在风中飘零了，我的尊严也在雨中飞来飞去。我对Fancy说，写，但可能不再是一篇申讨种族歧视的檄文。
2005年2月14日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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