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5日开始，David Cunliffe和David
Shearer将用一周时间，在全国六个区进行党内的领导人路演，期间工党地区议员将会把现场反响等汇报给党内决策层，下周工党核心层将通过无记名投票方
式选出新领袖。鉴于Phil
Goff在本届大选中的惨败，不论是工党党内还是党外，都已形成一种共识：谁能带领工党走出“海伦时代”的阴影，谁就会获得支持，而目前，工党核心成员大
多不愿表态他们准备支持谁，在12月13日的党内投票到来之前，两人都只剩下不多的时间去寻找各自的同盟。
包括特别票在内的官方点票结果12月10日公布，结果在奥克兰Waitakere选区产生戏剧性结果，工党候选人Carmel
Sepuloni以微弱的11票优势，战胜国家党候选人、内阁部长Paula
Bennett，因此在总席位不变的情况下，工党增加了一名选区议员，减少了一名全国不分区议员，这就间接导致目前在工党党内排名21的霍建强，与国会连
任失之交臂。尽管这可能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总理约翰.基已提出要求在该选区重新点票，但新西兰历史上重计票并翻盘的事情非常罕见。消息公布后，本报随
即和霍建强取得联系，仍在忙碌的他抽空就2011年新西兰大选、在国会三年中的体悟和思考，以及今后政治生涯的规划等华人社区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本报的提
问。
问：官方选举结果公布，工党Carmel Sepuloni以11票胜国家党内阁部长Paula Bennett，但这一胜利的结果却导致您无法进入国会，您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是怎么想的？
霍：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工党34个席位选票初点后的结果是22加12（即22个分区议员，12个不分区议员），两个差距较近的选区需要通过包括计特别
票在内的最终结果，才能有分晓，如果Chirstchurch
Central和Waitakere选区我们都赢了，就成了24加10，或者赢其中一个区，就是23加11，而我的排名正好在这里，所以，戏剧性的是，我
和国家党捆绑在一起，现实是我已经和国会连任擦肩而过。虽然总理表示通过司法途径重新点票，但就我个人而言，点票的结果对我已不是很重要。所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问：这会不会是您政治生涯的结束？
霍：英文媒体采访我时，我说我感觉这是unfinished business，我的意思是，never say never（一切均有可能），现在说任何结论都还早。
问：但是如果您不在国会，就无法深度参与立法程序，那么您将如何安排今后的政治生活？
霍：目前属于不定的因素太多，还不能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从工党的层面讲，据我们现在的讨论，工党会有一个包括重新起草工党章程在内的大改组。大选就是一次考试，党派考试结束后需要吸取教训，领悟到民众真正的要求，这样即使大选不利，也有其正面的价值。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工党党团成员之一，作为华人从政我不只看个人进退，华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努力是有延续性的。我们看100多年的历史，看早期的坎坷，
早期华人被看成“准人类”，当年的华人矿工儿子爱上毛利人的女儿，要结婚竟然引起全国讨论，说会不会玷污毛利的血统；还有一位非常“高尚”的白人为了表达
“对低等华人的蔑视”，就把一个中国老人的生命结束（指Lionel
Terry谋杀周锦荣，1905年）。随着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勤奋和努力，100多年以来，不断证明华人的正面形象。从这个历史角度看，华人参政
是有延续性的。到今天我们华人选民投票，候选人参选，这一切作为公民参与政治，都有这个延续性在里面。因此参政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族群形象。所以华人
参与民主或者实践民主，不是政党候选人个体的责任，是整个族群的集体责任。这次我的感受是，华人参政越来越成熟。积极参与的比消极观望的要多；正面批评和
监督的比匿名谩骂的要多；抑恶扬善、共同努力的，比抑善扬恶、暗地搅局的要多。华人的整体需要这个民主实践的过程，对此我感同身受。
问：能不能介绍您在国会三年期间的主要工作都做了哪些？
霍：三年来，我是工党法律事务发言人、统计发言人和华裔社区事务发言人。三年中我有三个个人法案，第一就组建大奥克兰市亚裔顾问委员会；第二是如何使移民
在批准身份后交的Levy使用起来更体现出透明度，并用这笔基金建一个类似于当年在中国的“业余英语广播讲座”那样的远程教育。我特别希望政府能考虑到新
西兰目前多元文化的特点，照顾到新移民学习英语的要求，在各类英语学校培训的基础上，有一个这样的免费英语课程，也可以发挥比如华裔、韩裔及印度社区电
台、电视的作用。第三部个人立法就是关于我们所谓的出口教育——每年26亿收入——我的个人法案是希望修改法律，提高教学质量，在对国际留学生完善保证质
量机制的同时，鼓励新西兰和英、美、澳竞争，扩大留学生市场。我所交流的洋人也普遍认定，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是未来移民的合理人选，所以这也是一件两全
齐美的事。
此外，国会三年里印象深刻的还有关于达赖喇嘛的大辩论——大家不太知道的是，这场辩论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绿党的党魁诺曼对来访的中国副主席进行近距离的“雪
山狮子旗”式的抗议示威，更直接的原因是，绿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提出动议要在国会替达赖喇嘛祝寿——这就涉及西藏的主权和现状问题。作为一个华人国会议
员，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把我所理解的西藏介绍给洋人。有评论人士说：这也是150年来，第一位华人从政人员以大陆华人的角度就西藏问题阐述观点。
问：在国会的三年中您的收获是什么？
霍：收获很多，第一，通过我在财经委员会、商法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参与法案辩论和其他国会运作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了新西兰国会的运作，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英国Westminster国会运作的程序和内容，现在有了切身的体会；
第
二，因为有了这些体会，结合我作为律师的经验，也进一步了解我们经常说的主流社会，比如洋人的精力主要放在lobby（游说），在一个法案变成法律之前，
有很多书面和口头的意见，对法案进行修改，能起到实质性作为，所以反对的力量主要放在法案变成法律之前（当然，如果非常反对这项法案，或者通过大选改变政
策导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此列）；回到我们华人的政治和司法的习惯，往往意识不到作为一个公民在立法过程中自己享有的权利，所以在做律师的时候，同事
经常开玩笑说，华人习惯于在别人征求意见的时候客气地保持沉默，一旦形成意见后又不客气地私下抱怨。公民的习惯是法案变成法律后，考虑到的是如何去遵守法
律，有一个词compliance costs，指的就是无论是公司还是机构，在一个法规执行过程中，专门有一笔预算用来理解和实施法律法规的。
第三，从政难，华人从政更难，我们多数华人移民来新西兰，最长不超过30年，短的大概三五年，在这里可以享受民主赋予的所有权利，但不一定理解和了解民主
所赋予的义务。比如说办报，在原居地可能会受到限制，在这里没有任何限制，所以享受了言论自由，却不了解言论自由同时要有名誉保证——《新西兰诽谤法》中
设定了三个要素：诽谤言论；诽谤言论针对原告；针对原告的诽谤言论已经发表。现在很多网站或别的媒体很聪明地加一条免责声明：“本言论不代表……立场”，
但实际上你如果提供了平台发表这些言论，就已经离《新西兰诽谤法》管辖的范围不远了。除以上所说的三要素外，原告可以择优而告，选择被告，选择一个公司比
选择一个个人更合理。总而言之，民主体制下，自由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尤其是对这边体制不太了解的华人，往往只是看中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我想这也是
华人从政过程中，通过互动使我们整体华人公民意识提高的过程。
第四，以前做律师，是适用法律。做国会议员，是制定法律。就我个人而言，国会的无疑是修了一个法学专业的学位。当然，国会的训练也让我习惯了奔波，早上6点起来赶飞机，晚上10点还在演讲，变得比较flexible，为民服务，随时进入状态，这也是我的收获。
问：国家党候选人杨健首次进入国会，他将是下届国会中唯一的华人议员，您对此有何评价？以您的国会经验会有什么忠告？
霍：大选结束前后我有两篇用英文写的文章，第一篇是NZ
HERALD英文先驱日报报道了我对杨健博士的正面评价，老侨对此有些评述，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对这些的回应，我的观点是，目前新西兰华人当中来自大陆的占
71%，华人和所谓主流两个社区的互动，是要假以时日的，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所以桥梁作用不是说说而已，从候选人的角度看，要以身作则，落实在大选这个
问题上，就看候选人能不能debating the policy ，not the
personality（讨论政策，不讨论个性），这很重要，因为真正的大选辩论是政策辩论，候选人要大气一点。这点我很自豪，我和杨健议员都做到了，这
也是抑恶扬善在大选过程中的清楚表现。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因为坦率地说，如果在大选和政治层面不能做到抑恶扬善，那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的。我想我们华人移民来到新西兰是为
了安居乐业，是为让我们下一代和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更光明的前景，许多在原居地很“热闹”的事情，是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演的。所以我当初就表示过，国家党选
择杨健博士作为候选人，是非常正面的，非常阳光的，我们虽然党见不同，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敢肯定，我们都做到了坦坦荡荡，大气做人。
问：在从政方面，您曾说过华人要向毛利人、印度人学习，能不能具体谈谈？
霍：毛利和印度人——和任何其他族裔一样——在族群内部也有分野，但一致对外的时候维持了一个非常好的集体形象，我们华人在这方面应该向他们学习。目前亚
裔占11%，华人占4%，但国会中亚裔占3%，所以，任何华人朋友对政治有兴趣，不管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都应该积极参政。参与的程度越高，为我们下一代
营造的空间就更大。
问：您认为工党失败在哪里？教训在哪里？
霍：我们需要检讨的事情很多——有华人朋友提醒我，在整个竞选过程，你们工党的资本利得税把有房产的一批人推走了；提高退休年龄，又把不太了解情况的一些
中老年人推走了；最低工资一小时15元，把中小企业主推走了。其实就像我们在竞选过程中所说的，资本利得税能有效地将投机经济转换成实体经济，可正如政治
评论人物都纷纷指出的那样，这次无论工党怎么说，选民就是不听——这是我们必须检讨和研究的。媒体对于两个大的政党，态度也不一样，很可惜，工党很多理念
和政策，这些媒体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有些利国利民的政策被丑化或者简单化了，这也是我们这次失利的原因之一。
工党今年大选，经费不足也是失利的一个原因。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在中文媒体，无论是平面还是电台、电视，我们都没有能力做广告。所以很多政策的内涵，我们没有机会向大家说清楚。
国家党1990-1999年大概9年执政期，任期内国债从未低过GDP的35%，工党1999-2008的9年，不但实现盈利预算（和国家党的赤字预算形
成对比），而且将国债还到了占GDP的20%，但到2011年，也即是国家党执政三年之后，国债又回到了国家党执政时的高点，达36.8%。但历届大选情
况中，在野总比执政党要受挫很多，这也情有可原。说到这里，我此时此刻特别感谢那些在工党低谷的时候，依然给予我支持的人，无论是参加我们的政策宣导活
动、筹款，还是其他的活动，我们在团队上仰仗义工，在舆论上仰仗义士。这些都是非常让人感激和敬佩的。顺应一个风潮，去赞许，并不难，难的是在困难的时
候，敢于说一些并不是风潮的话，难的是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问：您对这次大选中支持您的华社选民有哪些话？
霍：我想借着这个专访，感谢华人社区的支持，感谢支持我的团队，还有那些在工党低谷时期，慷慨解囊的商家，还有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朋友。我特别想表达的感
觉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只看一时的得失。就我个人而言，一个华人候选人，能够在有一百年历史的政党中，70个候选人中排名21，你不能说对华人不够
重视了。所以，这次暂时不能连任，从长远角度看，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大家或许从很多政论文章中看出来，当年的海伦.克拉克总理在2008年大选中，
大胆引入了一批新鲜血液，就是我们08级的13位新国会议员，这次失利导致一半这些所谓“第三梯队”的新鲜血液都没有能够重返国会。但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
的一样，华人参政不是个人行为，个人进退是次要的，也希望华人选民不要太看重政党政策的区别，政党光谱的区别，华人从政无论左中右，我认为是越多越好。非
常高兴这一次我们有9位华人候选人从不同政党、不同角度，来参政议政。大家也注意到优先党也有了华人候选人，所以说到这里我不仅是向国家党的候选人敞开双
臂欢迎，我是向所有华人候选人表示欢迎。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华人整个族群在新西兰的利益。
问：您的新书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你，能谈谈吗？
霍：这是我的第6本书，第一本是1991年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词典，我很幸运能和一批特别有学问的老先生一起参与这项工作，从那之后出版的几本书，大致都是
和语言、语义和语文内容相关的，非常难得的是，这次编辑《海外创出四重天》的是当年在北京编辑我第四第五本书的原班人马，十几年合作后，大家在不同的平台
品味不同的内容，这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你从中能够品味到友谊的美丽和珍贵。《海外创出四重天》从某种角度上看，像一本以个人体悟为角度的教科书。估计对
我们的下一代更有作用，比方说，报考大学的专业选择、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方向，以及老掉牙的那句话“如何融入主流”，这本书都详细介绍了我的体会，比方说，
当年在英文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我写出的一篇报道是300多字，总编改成200多字，结果更加精妙，我把他修改的原文拍成照片，放在书里，一段一段解释是怎
么修改的，怎么遣词造句的。因为，想融入主流首先得涉及主流，而每天所遇到的就是你看到的新闻，是从英文日报第一线索得到的，还是别人嚼完之后吐给你的得
到的。通过读报，看电视，你可以了解到一则新闻在所谓的主流社会是怎么发生的、如何传播的，以及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这个过程了解了，实际上你就把自己变成
主流的一部分了。所以奥大校长写这本书的序的时候，是从自己学校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毕业生的角度来写的。他自豪，我变得更自豪。而总督写这本书序的时
候，是把这个作者通过国会议员、律师、记者和诗人（母语文化的传承）从移民变成new New
Zealander，继而到了国会这个层面，并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重新回馈到华人社区，是希望更多的华人社区的成员，能像这个作者一样在两个社区和两种文
化之间自如穿梭。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价值，也很能代表一个国会议员为社区服务的价值体现。这本书差不多500页，一公斤分量，比较滑稽的是，北京的朋
友告诉我，好消息是，它似乎很畅销。坏消息是，其中大半是盗版，看来我是在新西兰呆的太久了，（笑）对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家如果有兴趣，要买
正版，最好到北师大出版社网站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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