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我腾出功夫来写《抢救生活》之二，景小佩女士抛出一篇《讓“法理情”替代“情理法”》，把我本来要说的话提前说了一半。
我这么说，她不一定同意——隔得挺老远的两个题目，怎么成了上下篇了？
可我心里清楚，我想说的“抢救生活”，其内容就包括抢救生活中的“人情”、“常理”，就包括了抗拒现代生活中的过度的“理性化”。
景小佩用“法理情”和“情理法”这两个不同的顺序，区别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很到位。但她想要说的是，来自传统社会的人们，“被人情的包袱給箍得太嚴
實”，一旦进入现代社会，常常会格格不入，不合规矩，由此造成了不少的冲突，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她提出的“景式方案”就是，“人情，不是不能講，而是要
先站穩法理再講人情，這情，才能存續鮮活”，或者再简单一些，记住子曾经曰过：“貧而樂，富而好禮”，也许会好一些。
大体上，我同意这个方案，人情社会和法理社会的确存在冲突，有时候很难调和，总得有一方迁就另一方。“景式方案”也就是现在最通行的方案：人情社会迁就法理社会，或放弃人情社会，都变成法理社会。
这么说太抽象，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具体的情景：一个驾车人违章，被警察拦截，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里会大不一样。
在法理社会：驾车人，无论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什么口音什么装束，就是一个抽象的违章者角色；警察也一样，无论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什么口音什么装束，就是一个抽
象的执法者角色。驾车人依法服从警察管理，警察依法执行勤务，一切照章办事，多一句没有少一句也不会，该罚款该逮捕该放人一切按程序走完完事。十秒钟之
后，两个人谁也不再记住谁，就像两个机器人在完成各自的固定动作。
在人情社会：驾车人下车后点头哈腰一脸堆笑讨好警察，一边掏出烟来给警察点上一边套近乎提熟人，“你们大队长我们是哥们，昨天还和他小舅子一块喝酒呢”，
“我在市工商局负责罚款，下次你们想整谁了找我咱们弟兄好说”；警察上下打量违章者判断来头，违章者根据警察的反应决定着下面是来软还是来硬，一通哼哼哈
哈之后两人互拍肩膀互留电话，从此就算是认识了，两天后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了。
现在通行的看法是，前一个情景好，后一个情景不好，因为前一个双方共同维护了法律，后一个双方共同牺牲了法律。
但如果暂时不提法律，先考虑一下“生活”这个东西，可以肯定前一个情景里面几乎就没有生活，人都不像人了，都成了执行程序的机器人了，还算生活吗？机器人有生活吗？
而后一个情景，处处有“生活”，会说话是生活，会看人是生活，会来事是生活，会抽烟喝酒交朋友，都是生活。
这么一对比，似乎有点问题了：法律固然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固然不好，但为了法律而牺牲掉所有的人情，所有的人际关系，乃至牺牲掉所有的生活，值得吗？必须吗？不得不如此吗？
如果说，只是在驾车者和警察这种特殊的关系中才是这样，驾车人离开警察后立刻就投入了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了，似乎问题不大。但现实却是：在一个成熟的法理社会，整个社会包括家庭内部，处处事事都已经法理化、理性化、市场化了，生活几乎消失了！
对于“抢救生活”之说，我相信，在新西兰呆久了华人朋友一定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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