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第二、不同版本资本主义的竞争，意味着：传统的主权国家间竞争正在演变成21世纪“政府和企业联合体”之间的竞争。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府和企业
联合体”，或“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联合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联合体的综合竞争力。私营部门压过了公共部门，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公共部门
压过了私营部门，就是僵死的计划经济。撇掉意识形态之争的泡沫，真正的现实就是如此，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中国是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这个问
题。
第三、一个国家，如果私营部门太弱小、整体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面临外部威胁、主权尚不完整，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大政
府、一党专政、威权体制、强人统治等，都是可行的形式，只要是过渡性质的，以扶助私营部门的发育为目的的，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所必需的，
就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道义的。但需要注意公权力不能过度膨胀，不能造成私营部门的窒息，不能成为统治者的营私工具。同理，那些私营部门极为强大、国家霸权
也已经很强大的国家，就不需要很大的公权力，可以采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但同样需要注意私权力也不能过度膨胀，不能发展成放纵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
像制造了金融危机的华尔街，为害社会，贻祸全球。
第四、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按意识形态划界的“左派”“右派”之争，也正在新的资本主义格局中蜕变成“公权派”和“私权派”之争。强调公权压倒私权的为“左
派”，反之为“右派”；“左派”为制约私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存在，“右派”为制约公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存在；没有哪派代表“普世价值”，享有道义优势，也没有
哪派是“带路党”，代理外国利益。在一种理想状态下，两派客观上共同促进两种权力的平衡合作，共同致力于本国的竞争致
胜。
显然，这是一套简明而又颇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很适用于当今时代。
其实罗氏并不是一个理论型学者，他写不出《国富论》这样的著作。但这也许正好帮了他，使他得以通过直面现实，从那些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ave so few people had so much power over so
many的惊人现实中直接得出理性思考。
由此想到，为什么中国的学界没有人创造出这套适用的理论、产生出这样实用的思想？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意排除掉“权力”这个要素，在其半自然科学、近乎数学的华美理论的外衣遮掩之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耀眼灯塔的导向之下，人类经济
活动中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和权力因素统统进入盲区，被视而不见，被假定消失。如此明显的误导，竟能够有效地禁锢中国学界的思想发展长达几十年，很多人至今仍
然深陷泥潭无力自拔！
最有条件率先产生出罗斯柯普夫这套思想，率先走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区，率先建立起“公权力-私权力平衡合作关系”、“不同版本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理论框架的，不应该是非西方的、有反霸权传统的、有政治经济学功底的中国学人么？
看来，中国学界的解放思想仍是一个问题。一方套着本国老教条的枷锁，另一方套着西方老教条的桎梏，然后为了互相打架，每一方都让自己身上的枷锁和桎梏越套越牢。
中国不再需要张五常，但中国很需要出自己的罗斯柯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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