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个阶段的中国政治改革，不可能将政治自由视为目的，不能一提政治改革，就立即滑入一个固定模式——开放党禁、报禁，全面学习美国，引入普选制，实行政党轮替。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历史，还由于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特殊定位。
从近代历史上看，中国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并入了当代全球秩序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被迫学习和接受，被迫完成自我
改造的过程。西方列强以战争的形式强行确立了这一所谓的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并未给中国留出任何选择余地。
民族国家是唯一选项吗？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式？可以说，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清楚明白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容中国人平心静气地思考过。民族国家这个东西刚被中国人所见识就是一张坚船利炮的凶狠面孔，就是一个“要么你也建国，要么你就亡国”的铁血规则。
回顾地看，中国似乎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胜利者之一，适合不适合，选择不选择，今日中国已先后完成了建国和强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国家了。
但是，在西方那里，问题显然不这么简单。西方发明并开创了民族国家这种形式，作为其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在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哲学传统中，民族国家的前生今世和来龙去脉，它的优势和弊端，它的西方版本和非西方版本，是一整套复杂的学问。
简要说，在黑格尔以前，没有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好的共同体，更不用说是一个神圣之物。雅典人认为，这种过大的政治秩序与完整的人类生活互不相容，由于每
个人都要受到遥远的权力中心的管理，每个人都只能是臣民而不可能是公民。而罗马人则认为，全人类可以依靠共同的人性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政体中，遵循自然法
神圣秩序的“宇宙城邦”（Cosmopolis）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一脉政治哲学传统中，民族国家是作为雅典理想和罗马理想之间的一个怪物而出现的。它的规模完全不对，对于自由公民个人之间的交往来说显然太大了，而对于实现普遍和平与正义的全球性和谐来说显然又太小了。
不难理解，代表雅典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和代表罗马理想的普世主义者，都反对民族国家；而圣经传统的基督教信徒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信徒，也都反对民族国家。
中国显然不在这一论域之内，在生存危机中勉强完成了建国任务的中国，几乎承受了建立国家所有可能的成本，保留了民族国家所有可能的缺陷。对内，巨大的、无
所不在的国家压倒了社会和个人，制造了特权和不平等；对外，自行其是的国家无从保证世界的安全与和平，并刺激了军备竞赛。
这样看来，中国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实并未完全解决本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定位问题，因为从中华民族的大事业上来看，民族国家这一形式也不是本民族历史的终结。
相比之下，美国以及西方却是三位一体——既代表雅典传统的自由主义，又代表罗马传统的帝国主义，还代表耶路撒冷传统的普世主义。它们在引领全球社会、确立全球秩序方面享有充分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可以左右逢源、任意而为。这是中国完全做不到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应如何确定？能不能直接与美国以及西方相比？能不能人云亦云地一味追随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从民族国家和全球秩序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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