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联大会议上向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当面指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作所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紧接着,中国外交部针对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大的演讲高调进行反击:“一个战败国却要霸占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岂有此理?!”
空前严厉的政府表态,再加上同一天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本明显为了配合形势调整了语气语调的钓鱼岛白皮书,和一艘明显为了配合形势提前交付海军使用的航母。短短48小时,中国方面又是一轮密集的出拳。
异乎寻常的强硬,超乎预料的高调。
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府这一次内定的政策,似乎就是要把强硬进行到底,不急着下台阶,也不急着收摊,非要用足了这次危机,非要让日本就地服软!
莫非中国政府早就另有蓄谋?只等日本踏入钓鱼岛这个雷区,就立刻借机出手,把原本计划好的事一件一件推动起来,趁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乱局,玩一把“轻舟已过万重山”?
久违了,借力打力、借势造势的高超战略!
机灵的日本人已经有点反应过来了,官房长官藤村修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中方提出二战胜利果实的论调,“完全离题”。
不等钓鱼岛主权之争有结果,直接上纲上线展开“战后国际秩序”议题,的确是离题了。可以说,在一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性质的深谋远虑中,到目前为止的中方
行动肯定已经达到了其阶段性目的,因为中国手中这把剑肯定是借日本购岛事件充分舞动起来了,而真正的目标却不仅仅在日本,同时也剑指那位并不明说的“沛
公”。
从中国政府当前的姿态上看,这位“沛公”显然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而是一个全局,一个整体战略环境。众所周知,东亚地区的“战后国际秩序”并不是现在
才遭遇“严重挑战”,更不是被日本推翻的,归根结底,正是其主要的创立者和维护者美国,在冷战初起之时即将这个秩序推倒重来了。在美国将东亚的“雅尔塔体
制”打入冷宫并另起炉灶换成“美日安保体制”几十年后,中国高调重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是自己要出头重建这个秩序,还能
是干什么?
而借日本购岛事件之机,先拿日本开刀,显示了这个战略背后的精心谋划。
日本发现中国这个论调完全离题,其实岂止是离题,它还应该发现这是中日建交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调门!
回顾历史,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日方关于侵华战争最初的措辞仅仅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经过周恩来的据理力争,改成了《联合声明》中的“日本方面痛感
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这样,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对此谢罪和反省,从这个双方共同认可的
最低定位开始,中日双方小心翼翼地构建了以三个政治文件——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为基础的双边政治关系。四十年来中日关系时冷时热,时好时坏,中方的立场始终是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三个政治文件,回到最初的基本定位上来。
然而,若依照中国政府近几日的新调门,四十年来的中日关系定位,就完全变了。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者和维护者,日本是这一秩序的接受者和服从者!试想,假如中国四十年前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定位,一定要以此作为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还能不能有后来的中日合作和中日友好?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那时的中日实力对比关系,还远不是中国如何实现赶超的问题,而是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的问题。那时的日本,即使在口头上也表示道歉和反省,却实实在在地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面对着当时正在考虑向中国提供巨额日元贷款和其他ODA项目的日本,中国会提到战胜国和战败国吗?会以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自居吗?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一改过去四十年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高调提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必定是意在推翻原中日关系的基础,摆脱掉原中日关系的束缚,要放开手脚,自己出头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假定这个猜测大体不错,那就意味着一场大戏开幕了。一
个以恢复或重建东亚地区战后体制为目标的全新战略,将必然触及到中、美、日、俄、韩、朝、东盟所有重要成员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当然也包括两岸关系。这
个战略意味着:中日关系将重新定位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将回归到“归还中国”的地位上,而美日联盟将被视为是对于东亚地区战后
体制的公然对抗,必须解体!
当年邓小平根据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制定了“韬光养晦”、“决不出头”、“决不扛旗”、“搁置争议”等一系列低姿态的政策,一代人之后,后代们是不是“更聪明了”还不太好说,但肯定是“更敢干了”、“更生猛了”。
诚然,“韬光养晦”的本意中就已经包含了“卧薪尝胆”、“有朝一日”的含义,所以,最终的问题还是归结为:中国出头重建东亚秩序,这个时机果真成熟了吗?
2012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