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后，托克维尔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今日中国的学界又一次热了起来。到底就是因为中央领导某某某的一句话，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从该书中读到了大量可以套用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惊人论述，关于专制与革命，关于自由与平等，关于经济繁荣与道德滑坡。读罢此书，很多人或许就真的嗅到了大革命的味道，甚至已经看见了革命前夜星星之火的闪光。
但愿寒竹兄上周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可以借鉴而不可比附》一文，能起到一点清虚火、降体温的作用，不至于又成一次无厘头的“政治狂想”。
这里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一百年前中国学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那场大论战，其中涉及到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直至今日仍然像一排巨大的问号一样高悬在中国的上空，不仅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由于革命派成了实际的胜利者和历史的书写者甚至在一百年后变得更加复杂、愈形严重，那么，同样是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人们重读托克维尔，为什么不重读康有为和梁启超？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什么不重读《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
托克维尔是在法国大革命半个世纪之后对这场革命的一个反思。康梁虽然是在革命爆发前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警世预言，却也不是凭空做出，也是在法国大革命已经制造出了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之后，在很多人对革命特有的规律和必然的后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之后，并且在他们周游列国实地考察了当时的欧美社会之后。
康梁二人总计留下数千万字的学术和思想产品。以其时的政治讨论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基础，此后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讨论到底是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提升、不断深化的路径，还是一个从此以后江河日下、不断滑坡，甚至趋于瓦解和瘫痪的过程？
在百年前那场大辩论的当时，梁启超已经指出革命党的革命带有非理性的“复仇主义”的实质，而依靠复仇情绪提供动力的暴力革命，必不能进行政治的建设，也必不能实现完全的共和，最终只能堕入“革命复革命”的恶性循环。近来有学者揭示出1900年代革命党充满仇恨语言的“排满”运动与四十年后共产党在土改中的“诉苦”运动两者之间本质上的相通和一致，相当于是对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的一个验证。
复仇主义不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国民党靠复仇主义的政治革命推翻满清贵族政权，到头来又凭什么来阻止共产党靠复仇主义的社会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地主资本家”政权呢？借用一份网上流传的资料，1947年6月共产党“渤海区党委”在土改诉苦工作总结中写道：干部必须带头表明态度，尤其要带头哭， “带头人一哭，下边诉得有劲，如头一个诉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同年7月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中写道：“经过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得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
可以说，一旦到了这类政治手段大行其道之时，“排满”也好，打倒国民党也好，打倒刘少奇也好，几乎可以确保运动达到其目的。但毫无疑问，也可以确保所有理性政治讨论的终结，确保一切正常政治建设的停工。
从1947年，再到1957年，再到文革十年，然后是三十年的“不争论”。不难做出估计，与康梁时期相比，此后中国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建设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不要学术，不要思想，不要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这些东西都是“秀才造反”毫无用处；只要暴力，语言暴力、精神暴力、身体暴力，因为这才是属于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谁能说这一信条在中国这个最为彻底的“人民共和国”里不再流行了呢？事情明摆着，历史最终成就了革命党和人民革命，并一路朝着康有为当年所最“不忍”看到的“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方向狂奔而去。
胜利者总是光荣、正确的，赢得胜利所依靠的那些“法宝”信条和经验，也会长期披着真理的袈裟，独享尊崇，同时遮掩掉所有其他思想的本来光芒。
如果托克维尔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他如何看待今日中国这一场“《旧制度与大革命》热”——中国哪里还有传统上的旧制度？革命早已成了“革命内部的革命”，专制也早已成了“革命后的专制”，所谓左派和右派都不过是革命派内部的变种。归根结底，真正有关中国革命和专制的问题分明留在了康梁那里，怎么会莫名其妙找到我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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