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这句话被坎特伯雷大学教授Jack Heinemann引用，是想说明目前已经提交给国会的教育修正法案The Education Amendment(No.2)，就是这个支点——而将撬动的，是新西兰大学教育的方向。

说的严重一点，Heinemann认为，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我们的大学，将来将向技术学院的角色“蜕变”。

近年来，新西兰大学的“吞吐量”不断上升。2012年一共有2.5万人在新西兰拿到学士学位，比两年前增加约四分之一。高等教育不但是找个好工作的敲门 砖，本届政府也一再强调，高教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一张学位纸，越来越成为一种最低要求，尤其是在STEM项目上（即科学sciences、技术 technologies、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s）。

 

变“论文型”为“用户需求型”

 

尽管拿到学位的毕业生迅速增加，但据高等教育部长Steven Joyce的看法，太多的毕业生仍缺少关键的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创新”需要；而且研究发现现在的大学未能满足行业的需求，因此必须向“用户需求型”转轨，或者说，是一种商业化。

Joyce因此认为，要更加注重教育的“结果”，需要从国际大视野角度来研判——这不是我们应该增加多少工程师、农业科学家，减少多少哲学家、诗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新西兰大学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他警告随着亚洲国家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大幅投入，新西兰高等教育的排名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如果不能吸引足够的付费国际留学生，新西兰教育资源将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的高等教育战略的方向是将“为行业提供技能”作为首要目标，强调技能和就业市场相匹配，强调技术和STEM项目的人才短缺，加强大学和行业的合 作，让学术研究适应行业的需求，鼓励商业化研究方向（‘rewarding commercialisation of research’）。

 

潜在增加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方向调整并非大刀阔斧进行，正如一些评论认为的，这种方向改变是在小步走，起先是作为一种姿态，随着时间推移，潜移默化地改变高等教育的方向。

举一个例子，在教育法修正案中有一条，将大学教师理事会的规模从现在的最多20名成员削减到8-12人，大学教师和学生将不再在理事会总拥有固定的担保席 位，但另一面，从教育部指派的管理人员人数却保持不变，即8人的理事会中含3人教育部人员，12人的理事会含4人。这样，教育部指派人员的比例其实是大幅 提高了。

教育修正法案还对理事会人员的职责进行量化，对“符合学校的利益行事”提出要求。Joyce称，这是为了增加效率使机制更灵活;而批评者认为,政府是为了缄默异议，增加控制权。

国家将从教育资金的划拨上，鼓励那些“用户需求型”的科研项目，鼓励那些能够从非政府资源和企业中拿到研究合同和经费的学校。

说到教育资金的划拨问题，这样的改革措施在招生层面其实已经开始了。本届政府鼓励在STEM项目上多出毕业生，已经引发人文和社科教育领域对经费问题的不满。去年，奥克兰大学曾因为政府只划拨一定数量学生的经费，所以文科类学生注册未达到设定的目标。

 

和商业结合的大学会付出什么代价

 

在新西兰，哪里有改变哪里就有反对。就事论事，一种反对认为大学教育今后将会“被消费”，另一种反对则来自大学管理本身，因为新西兰高等教育执业者是比较重视其社会状态及自我管理权的。

工党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Trevor Mallard就此在国会辩论中批评说，政府“是在将高等院校变成‘学位工厂’，将大学生变成被动地消费者。”

工党现任的教育事务发言人Grant Robertson也批评说，该法案“从根基上动摇了大学管理的模式”。

早在2009年，削减学校理事会规模的行动就已经在技术学院这一个层面展开。但因为技术学院和大学的教育方向不同，所以前次并没有引起学界反弹。以教育学 生“学会思考”、养成“大视野观”、作“社会良心”为己任的大学，显然受不了在管理方面，按照“商业股东模式”，谁出钱多谁说了算——大学希望理事会中各 个层面的代表都有，包括员工和学生。

坎特伯雷大学教授Jack Heinemann担心学校未来陷入所谓“22条军规”的悖论中，“一旦学校失去了创造的能力，今后就更没有人知道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什么了……”

 

预判紧缺行业如刻舟求剑

 

而要预判哪些行业是未来的紧缺行业，也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抱怨招不到人的雇主，并不一定几年后还在抱怨。而教育的周期性决定人才的输送总是存在几年的滞后期……

怀卡托大学副校长、Universities NZ主席Roy Crawford教授就此表示，大学理应有一个更长的视野，“现在政府施加了很大的短期压力，要求更多的工程师、IT专家，但四年后，市场又变了，这些需求也不存在了……”

奥克兰大学副校长Stuart McCutcheon也说，大学是按照40-50年的视野来教育学生，“我们给他们长期的技能，比如批评性地思考，分析和表达的能力，我认为仅仅着眼于雇 佣成绩的认识是短浅的。”他说，现在政府已经有能力控制哪些学科出多少学生，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大学的管理模式”，商业和行业的代表已经在大学理事 会中很好地得到体现，他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需要政府出面修正的问题。

McCutcheon说，如果理事会中政府的代表占据主导地位，CEO们在维护学术独立和自由方面就会收到掣肘。他在最近在媒体上发表的评论中写道，“没有哪个尊重学术自由的社会会允许政府享有如此的控制权，来决定大学应该雇佣谁，教什么东西。”

 

对知识融入生产力的两种解释

 

高等教育部长Steven Joyce在反驳这些反对声音说，他从来不会说哪种文凭更有价值哪种没有价值，也不准备改变大学“社会良知”的角色，“但虽然大学是教会人学习的地方，大 学也具备一定的责任。”但现实是，他说，很多学生走进大学是“为了一个更好地工作，而科学、技术、工程领域正是当下新西兰发展最快的部分”，所以“我们才 希望业界和学界更好地合作”。

Steven Joyce说，在STEM项目中，新西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是西方世界中最低的，在IT领域和农业科学领域也存在“大量的缺口”。

政府一直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出资方，以奥克兰大学为例，其收入中43%来自政府。高等教育部长Steven Joyce就此表示，政府在理事会中占三分之一应该不过分。

在商界，推动业界和学界结合的是Business NZ首席执行官Phil O'Reilly，他为此努力了近10年。

O'Reilly认为，学术对大学排名很重要，但是研究成果的高低不应该只用核心论文来评判。他说，许多发展很好的国家在业界和学界的结合上都做得比新西 兰好，因为新西兰少的不是知识，而是把知识融入生产力。“大学应该和我们的社区紧密相连，而商业也是社区的一部分。”

对这样的说明，工党发言人Grant Robertson还是不买账，“毫无疑问Stephen Joyce把教育看成一个生意，他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只关注成本和价值。我们已经看到了工程和科学领域的教育经费增加，我们担心那些传统的非理工科目是否 因此而被削弱，其造成的影响会在选举之后才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