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晚宴只为混个脸熟吗？筹款到底夹带多少利益交换？法律的框架是否还有一个可接受的灰色地带？

 

最近有两位政府部长因和中国富商有关的政治捐款间的联系受人质疑，使所谓“内阁俱乐部”这一话题再次被提及。大选前夕，和政治捐款有关的故事题材丰富，对手们相互指责捐款夹带了利益交换，不管钱是来自商家、工会还是个人。

不过城里最时髦的捐款游戏，是党派们销售和党内政治明星的接触机会，这使得批评者认为这类利益交换越来越露骨了。

政客们一面表明自己的无辜，一面说是因为国家拨款太少，他们说钱很干净，不是为了购买个人影响力。和政治人物见个面吃个饭，不代表要付出什么，不代表影响个人乃至公共政策。

但公众对此吐槽不止：如果中间没有利益，哪个傻瓜愿意花上万元只是为了和下一届总理人选呆几分钟？难道只是为了来吃一点finger food和烤香肠吗？

上周国家党$1000+的内阁俱乐部晚餐后，反击指责的武器就是指责对方虚伪，因为工党也提供$1250一位和议员聊天的机会。

国家党的苦恼夹杂着两位政府部长——司法部长Judith Collins和华人企业Oravida之间，以及Maurice Williamson和另一个国家党捐款人刘东华之间利益冲突的困扰，工党的Trevor Mallard上周在国会对此穷追猛打也成为了新闻。

讽刺的是，“选举财务法”对披露的新要求造成了更加尴尬的局面，党主席被要求收集捐款后不告诉政客们经费来源，但仅在“理论上”成立，正如Trevor Mallard所说的，“任何人包括部长只要读读报纸就知道谁捐了款。”

任何人捐款超过1.5万都要对外披露，而花1000元买顿和高层共餐机会的人却不必让公众知道。

绿党做了几次增加捐款透明度的努力，开始Sue Kedgley提议捐款登记法案（Register Bill）但失败了，现在绿党施压一套部长级别的公开体系。绿党联合党魁Russel Norman声称，约翰·基依靠在他的“俱乐部”里现身，已经筹到了超过一百万元。

“约翰·基声称内阁俱乐部是正常的政治捐款程序，而我认为花钱和政府小圈子混个脸熟是不正常的，是拿民主做买卖。”

国家党议员Tau Henare则说，左派们正在妄想削弱国家党的筹款能力，因为他们既妒忌自己又筹不到钱。国家党主席Peter Goodfellow坚称，捐款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内阁俱乐部是说法并不稀奇，不少选区都会由选举志愿者组织一个晚餐或午餐会，通常会邀请一位资深议员做客座演讲。”Peter Goodfellow说，选区自己决定筹款会的门票卖多少钱，通常是几百元到上千元，有的上千元的包含一年的多场活动。

而专门针对华人的The Chinese Cabinet Club一年收费是$1200。“参加的有些人是国家党的，有些不是。”

现在，国家党在民族社区的划分比以往细致很多，包括了Pacific Blues，Global Indians，Chinese Advisory Group，Korean AdvisoryGroup，这些少数民族组织承揽了为政党筹款的功能（虽然不是这些顾问团体的全部功能），还有一些支持者的晚宴价格可能会超过$2000一张票。

自从2008年以来约翰·基一共出席53场内阁俱乐部活动，他表明所有都在内阁手册的规定范围内行事。不管参加的是否属于自己的选区，所有筹来的款项都需要上缴。

工党的Trevor Mallard也承认，他自己也在筹款午宴上发过言，但他争辩说普通议员参加和政府部长参加不一样，因为后者可以对个人或公司做出政策决定，他还说国家党的“内阁俱乐部”的名称是在暗示你是在和部长在一起吃饭，而不是普通议员，“这是在表明和你一起吃饭的人具备反对党所没有的能力。”

Trevor Mallard说，在某些领域，如移民问题、能源问题，这种决策能力最容易被滥用。

新西兰华人协会（NZ Chinese Association）前主席Steven Young对媒体表示，最近一些富有的移民试图用钱来购买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做法来源他们出来的那个国家。

他认为，有些政治人物“天真地”认为这些富人真的是想和他们交朋友，“许多新西兰人加入一个党派是因为他们相信党派的政策，而这些人只是按照他们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来接近有权势的人。”他说，政客们应该问自己，如果他们不是挥舞权力的政治人物，这些富人是否还会和他交朋友。

Steven Young说，华人社区里那些在这里已经超过一代时间的人，真心希望富有新移民的这种做法能够结束。

政治文化的风格变化工党议员Trevor Mallard也观察到了。“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社区，拉丁美洲和非洲社区的部分，对于他们的企业和议员的关系问题，有着和其他社区不同的期待。他们希望通过付钱来获得满意的服务，这和我心里定义的腐败已经去之不远。如果你受邀参加内阁俱乐部，你支付了钱买了入场券，你有了机会和高层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然而然他们会期待得到反馈和回报。”

有时候对方还会把自己国家的那套世俗做法带来新西兰，“一年里面至少有两到三次，出席宴会后我会坚持付我自己的那份钱，因为我知道他们对我有一些利益上的期待，而我并不想。”

有一次，他不得不自己跑到柜台，几乎是“把钱扔给那些人”，才算付清了自己那份。

Mallard认为，那些非近期移民持有的观点较为正常，是把筹款和捐款“看成是民主体系下支持这套体系的社会责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