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经常被批“太软”。在部分民族主义者眼中，当前的中国外交，纵向比远不如毛泽东时代强硬，横向不要说和美俄相比，甚至还不如周边的某些小国和弱国，简直就是“缺钙”。

而中国外交部门似乎也接受这一评判。有消息称，最近外交部的领导到中央党校讲课时说，近年来，我国外交上，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十二海里正常巡航，在南海问题上有理有节的进行斗争，给外交部寄钙片的人越来越少了。

其含义似乎是：以前的确偏软，近年逐渐硬了起来，这是工作改进提高的一个成绩。

不太了解这段谈话的上下文，但愿不被误解，因为从外交斗争的角度看，这几乎是亮了自己的底牌。

强者是分等级的。实力强并处处示强，不是真的强；实力强而不急于示强、实力强甚至懂得示弱，将示弱作为一种有用的手段，为达目的，软硬兼施，弱强兼示，才是一等的强者。

中国古训“上兵伐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外交作为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手段时，必须具有示强和示弱的各种灵活组合，以成为谋略的一部分，只会示强或只会示弱都是蠢笨，无法配合国家总体战略。

联系到近年来关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方针这个似是而非的争论，觉得很有必要针对中国外交的软硬标准做一个较深入讨论。

大国外交都是随机应变的

回顾历史，近代的主权国家外交，起源于黎塞留时期的“三十年战争”，定型于拿破仑战争的战后时期。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但是，确立下来的只是外交形式，而外交事务的本质，却从来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从未有人规定过一国的外交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从历史上看，各大国的外交，无不极具各自的特色，灵活配合着国家的战略。

首先要说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典型的“大国外交”，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其时的法国，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之中，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斐迪南二世志在恢复罗马教会大一统、摈除新教、独霸欧洲，法国面临沦为附庸的命运。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成了300多个小公国，德国的统一延后了两个世纪，西班牙积弱不振，而法国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此后两百年里称雄世界。

这个形势大逆转，正是黎塞留“国家至上”、“利益至上”总体战略原则的结果。据此原则，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不惜与新教国家瑞典结盟，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联盟，以打击神圣罗马帝国。为消耗交战国的实力，法国故意拖延战争，不惜援助敌人的敌人，并起用贿赂、煽动叛乱等各种不道德的手段。

那时的法国外交，正是日后世界舞台大国外交好戏的精彩序曲。各项外交事务，均围绕增强法国的霸权、扩大国家利益这一目标展开。外交作为工具，体现的就是“权力增强器”和“权利计算器”的功能。

再看英国。英国外交的特色，是由英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所决定的。一个版图不大、资源有限的岛国，能够称霸世界，靠得就是两条：一是尽力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大的强权，二是借助结盟关系补充自身的资源不足。近代欧洲史上第一次大同盟，就是英国为了对抗路易十四的法国强权而组建的。从那时起，“均势政治”就成为英国最为持久的外交原则。

正如为了利益不顾道义，英国也为了均势不顾道义。当年威廉一世组织反法大同盟，但私下里承认，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也会支持法国反奥，正如现在支持西班牙反法一样。两百多年后，丘吉尔回应对他反德立场的指责时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

英国外交作为工具，体现的就是“均势平衡器”或“资源配平器”的功能。

美国的情况又有不同。美国曾长期奉行“门罗主义”，满足于西半球的偏安，相对于英国积极活跃的“均势外交”，美国几乎没什么外交。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又充满了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批判老欧洲的价值观，既不讲利益至上，也不搞均势平衡，却津津于在全世界推行由美国领导的新秩序。

“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这是1943年美国国务卿赫尔的一段话。其时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就把英法从“战后国际秩序设计小组”里踢了出去。

直到越南战争之前，美国都没有认真对待过外交事务。短短两百多年历史中，最为成熟的经验来自于战争，美国自认为是战无不胜，无论国内的战争还是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全胜，所以美国人崇尚军事力量远远超过相信外交技巧。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只是装饰，外交互动刚刚开始，军队已经完成任务了。直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才接受了迟来的教训。

可以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美中苏大三角形成，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的外交实践。美国人终于明白，均势是现实世界的必需，不是来自欧洲的怪胎。此后的美国，又都逐一拥抱了当年被它否定的“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

归纳起来说，美国的外交，前期是一种“军事缓冲器”，后期也变成了“均势平衡器”。随着美国国力持续衰落，进入21世纪的美国外交也越来越像“资源配平器”了。

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中国外交

通过上述历史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外交的本质就是工具，推进国家战略的一种手段。作为工具本身并无软硬标准，从极软到极硬都需要，只要很好地服务了国家总体战略，就是好的外交。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服务于“独立自主”、“反霸”和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这几个总体战略。前两大目标都需要强硬，而广交朋友则需要谦让和灵活，所以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以前，软硬两方面都有。硬的时候不惜卷入战争，无论是美军或联合国军，还是苏军、印军和越军，说打就打。而软的时候，自己勒紧裤带无偿援助友好国家。

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问题基本解决了，反霸目标暂时放弃了，广交朋友扩大到了全世界所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同时，国家总体战略转为充分利用难得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989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等方针出台，成了外交事务总的指导原则。

中国外交被指责“太软”，主要是在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面临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新形势这段时期。但这并不是外交部门自身的问题。由于没有了反霸这个政治斗争，中国整体上改变了以往横眉冷对的战士姿态，转为和颜悦色的生意人形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交事务也必须整体上从硬到软。但硬是服务，软也是服务，硬是配合当时，软是为了配合现在，在这一点上外交部门并没有做错什么。

过去整体姿态就是强硬，能对美苏强硬，对任何国家也都能强硬。要求外交官员凡事无论大小一律斗争，绝不妥协，从具体的外交实践上，反倒容易，不存在做不到的问题。

但现在不同了，整体姿态是和气，尤其是和周边邻居们的关系，加强人员和贸易往来，开展互联互通是大局，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再重要，也不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既要确保大局稳定、又要维护核心利益的复杂形势下，何时硬、何时软、硬到什么程度、软到哪个地步，外交事务也随之复杂了很多。

但无论怎样，外交还是工具，而不是国家战略本身。以近期的对日关系为例，当对日政治斗争突出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外交上的强硬也就自然而然跟上了。划定东海空识区、钓鱼岛12海里常态化巡航，作为配合性的举措，为国家战略提供了服务。

扩大来看，南海要不要划定空识区？新世纪丝绸之路如何打通？乃至“韬光养晦”方针要不要放弃？其实都不是外交部门自身的问题，更不能以软硬标准来衡量，都要从国家战略的需要上反推回来。

一味用软硬来评判外交事务，太过初级，甚至有失民粹。只有走出这个误区，中国外交才能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