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12月21日的清华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用“周末我浪费时间研究中共”一语开题，借用古今中外五位著名政治学者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难逃自身的生命周期，正在无可挽回地转入衰败，突出体现在“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反观中国，由于特殊的一党体制，保障了政治自主性，也保持了“改革原动力”，在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方面，具有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

了解李世默观点的人都知道，他的政治科学论述，是从同时否定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元叙事”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从否定“元叙事”，到肯定中共，这之间贯穿着一个简明清晰的逻辑线条。简述如下：

共产主义“元叙事”的基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阶段论”线性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将历史发展视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从中发现内在规律，最后推出共产主义这一终结于历史尽头的“理想社会”。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对于历史线性发展的迷思，放弃对历史运动的绝对化理解，学会保持怀疑，这个“元叙事”也就不攻自破，即刻瓦解了。

而自由主义“元叙事”也是一样。其基础就是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源于科学）和普世主义（源于圣经信仰），将个体的人视为某种抽象存在，再赋予一些绝对化的追求，通过逻辑推导，得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终结于历史尽头的“理想社会”。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对于原子论社会形成观的迷思，放弃对抽象观念的绝对化理解，学会保持怀疑，这个“元叙事”也同样不攻自破，即刻瓦解。

也就是说，对两大传统“元叙事”的否定，与其说是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的否定，毋宁说是对同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共产主义信仰将人类历史绝对化，将社会运动绝对化，而自由主义则将人的抽象观念和行为模式绝对化，都是同一类思维方式的产物。

共产主义理论很容易成为教条，颠来倒去不离“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与之类似，自由主义理论最终也成了教条，颠来倒去不离“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等。美国小布什总统当年为了伊拉克战争发表题为《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演讲，短短20分钟里将“自由”一词重复了38次，相较于共产主义文献，也算是有过之无不及了。

所以，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可事实就是如此：两大主义貌似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其实归根结底是同胞兄弟，内在的共同点甚多，不分彼此。

为什么说中共做对了

那么，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大党，在其政治实践中，既放弃了共产主义教条，又拒绝了自由主义教条，而且着重在思维方式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经验？

哪个大国的执政党，在长达三十几年时间里，寸步不离地走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坚持改革优先、改革挂帅，将一切不利于改革、有碍于改革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破除扬弃？

不用说，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党，没有一个能做到。坚持将自由绝对化的政党，其政治早晚被资本所绑架；坚持将民主绝对化的政党，其议题早晚被庸众所劫持。同理，人权也好、法治也好、平等也好、公正也好，一旦绝对化、天天被高调宣扬、成了空想乌托邦，也就必然成为政治的桎梏、政府的枷锁，导致政治失去自主的行动能力，最终发生整体的衰败。

为什么一向领先的西方国家，会自缚手脚，将自由主义教条一再拔高，越来越绝对化，越来越高调宣扬呢？追根溯源，实际上他们是干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回顾历史，在西方崛起并建立其全球统治的初期，当然不是靠观念先行，更不是按自由民主乌托邦蓝图行事，而是靠遵循动物本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后来为了抢占道义高地，为其全球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提供辩护，不得不将自由民主拉到绝对化的高度上，成了某种脱离实际的先验原则。

结果，国际上，虽然在意识形态软战上有效打击了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也因为不得不实行双重标准，制造了极大的混乱；而在国内，则差不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长期以来在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标准上过于高调，导致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无法调和，结果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骚乱抗争持续不断。

美国社会反复出现“弗格森现象”毫不奇怪。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高调地背负起人权理想和法治责任，将“事实上的平等”逐条地体现在国家法律当中，承诺在所有社会事务上不分种族、肤色、文化、性别和血缘的绝对公正。这看起来真的很像“伟大社会”，但实际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根本解决不了。结果，法律和秩序两者发生了对立，法律强调人人平等，秩序却要求维护等级，最终只能任由司法和警察背离修正案的法律原则，强行“实事求是”。

反观中国。其实谁都明白，中国并没有发现真理，之所以做对了，无非是凭经验和常识避开了一些明显的谬误。由于坚持改革挂帅，而不是抽象原则挂帅，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就很自然地被当作改革的障碍物、误区甚至陷阱，而被拒之门外了。因为政治的决断和自主、政府的威权和强势，都是改革得以强力推进的必要条件，在攻关克难的关键阶段，既不能被资本所绑架，也不能受到民粹的干扰。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逻辑，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谁都能发现。

新的政治科学范式？

这就是李世默“周末浪费时间研究中共”之后的基本结论，从否定两大“元叙事”出发，很自然地走到了肯定中共、肯定改革，其中没有逻辑误区。

2015年的第一场争论，围绕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展开，但看起来有点混乱。反方将传统的左派理论引入争论，作为主要的批判论据，其实还是落入了传统的“元叙事”窠臼，并未完全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李世默浪费了很多周末研究政治，消解“元叙事”，可并没有推出另一个对立的“元叙事”。因为“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结果，既消解了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同时也消解了生产制造这一传统政治概念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关键。

当然，不能否认阶级的存在，甚至也要肯定阶级斗争仍会发生，传统的左派理论自有道理，就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公正这些自由主义核心观念也都统统有道理、有根据、值得追求一样。但关键在于，它们一旦被绝对化、被高调宣扬、被当成原教旨成为激进运动的旗帜和反叛战士们的武器，立刻就陷入了彻底的荒谬。

看看香港和台湾那些热衷于占领运动的青年学生们，手里五颜六色地举着从左到右的各种旗帜，其实对于历史和政治都极为无知，虽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骨子里却个个都是历史坟墓里的政治僵尸，谁会认为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呢？

这就是李世默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这一政治立场无法归类到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当中，若一定要分门别类，不妨就称为“周末政治”，因为其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打折扣、相对化、低调处理，拒绝任何绝对化、原子化、极端化、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

甚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范式：承认自由民主的价值，但也对其进行制约；承认宪政法治的价值，但绝不令其至高无上；承认平等公正的价值，但并不高调宣扬。

要说新，相对于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普世主义和激进主义，这的确是新；要说旧，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庸之道”，说的正是凡事都要拒绝绝对和极端，保持中正平和。

那么，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在“顶层设计”上，谁来对自由民主实行制约，谁来平衡宪政法治的地位，谁来控制平等公正的调门？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这也就是执政党要发挥的作用。

只要执政党具有“德治”的品格，具有自我反省、自我纠错和清洗的能力，并接受全体人民的监督，那么，一个既保持了很强的政治自主性，又保持了持续的改革原动力，不受抽象观念束缚，不被社会集团绑架的良好政治体制，中正平和的政治结构，就有望建立起来。

而在信奉“周末政治”的人们看来，当今中国，正走在这个道路上，前景甚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