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使我深为感触：不知道曾经的模样，就不会感悟到现在与过去的不同。最近泛亚家具店特价，我们把六年多来逐步购置的家具(大多是Garage Sale买的二手货)全套换了。老朋友们来访，都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呼：哇！怎么这么大手笔，发财了？他们知道我们的过去，熟悉我们走过来的每一个艰难的脚步，难怪他们感到意外。而一些刚认识的朋友就没有这种惊诧，在他们眼里心里，我们似乎本来就应该这样。诗人与歌手们用优美的语言说：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糊涂就没有明白，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
想讲一系列过去和现在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时间的命题，就象在同一条大路上，并行着一辆簇新的大众“Ｐassat”轿车和一驾木轮马车，虽然它们共行在同一时间，同处在同一空间，但那驾马车分明讲述着过去，而Ｐassat却吐说着现在乃至未来。
打出国以后，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去年一个偶然的际遇，动了回国的念头。怀着激动的心情，拖曳着沉重的行囊，跨迈着急切的步伐，钻进轰鸣的机舱，走上了回家的路。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莫名其妙地，我陷入了不可拔解的“过去和现在”的迷思。
贵阳变了，变得太多了。如果不是朋友、亲戚们到飞机场接我，我肯定找不到回家的路。每一条街道都在变，每一个城市都在变，整个中国都在变。站在黔灵山的瞰城台上俯视筑城，昔日最荣耀的五层楼高的贵阳百货大楼，已被四十多层的百货商厦取而代之；海关大楼曾经是贵阳著名的地物标志，如今变成了城市的侏儒，这个城市长高了。
贵阳变了，变的太多了，以至于有时我会犯迷糊，不知道身在何处，有时觉着自己置身流线的现在，有时又仿佛回到了狰狞的过去。如果把一个城市喻拟为一首诗，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是钢筋水泥冰冷的字句；如果把一个城市唱诵为一支歌，这支歌吟咏的是重金属沉重的撞击。
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非常热闹（听人们说，在流行非典型肺炎的时候城市里很冷清。但那是我出国之后许久的事了），街道上流淌着从不停歇的车河，街边永远是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的行人。白天整日里车水马龙，晚上到处霓虹飘艳，摇曳着不夜的精灵。难怪奥克兰的中国留学生们都说，奥克兰好小，象中国农村小城镇，平静得冷清。
看看贵阳大街上跑的车，马赛帝-奔驰、宝马、丰田沙漠王、三菱帕杰罗、通用别克、本田雅阁，名车比比皆是，车太多使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沉重，贵阳市政府制定了法规，规定了几条主要市区街道只有小型轿车才能通行。连中巴（小公共汽车）、任何带货箱的车辆一律不能进入；街上骑自行车的人也少了，人们不是自己买了汽车就是搭单位的交通车、或巴士上下班。
再来看看人们的穿着。男士们要么一领名牌T恤配牛仔，要么一身挺刮的飘逸西服。女士们更自不待言，红绿蓝黛，穿梭在大街小巷，使整个城市都飘流着亮丽的色彩。
中国的饭店，那才叫饭店，菜肴色香味俱佳，装修更是金碧辉煌。中国的百货商店越建越大，货品琳琅满目，价廉物美。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光拿人民币与纽西兰的货币币值比较，我差点就要感叹中国人真有福气，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
大街上随处可见换了黑色新式制服的警察排成队列，背着短冲锋枪，操着整齐正步巡逻。每当他们走过，总会有人驻足观览，在这些羡慕的目光下，年轻的警察们更加挺直了胸膛，胳膊也甩得更加有力。
面对这一切，任何人都会感叹：这里阳光灿烂。
如果不把那些以出卖灵肉、偷摸扒窃为业者以及沿街乞讨、在垃圾堆里拾荒的人们计算在内，要把中国的人群进行分类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等人群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党政机关、公检法司机关、工商税务部门、金融保险行业。这类人构成国家机器的主体，要么掌权要么管钱，拿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亦即吃国家皇粮者，部分人其非工资收入恐怕比工资要高许多。二等人群事业单位职工，这些人也分好几类，有国家全额拨款的，如党报党刊，有差额额拨款的，如医院，还有自收自支的，如专业设计院、研究所。他们的收入也基本有保障，有些行业如医院等因为其特殊性，收入甚至可能超过第一类人。三等人群个体户。他们就象在河、湖、海里游弋的鱼，有大有小，有吃别人也有被别人吃的，不管怎样，他们都逃脱不了随时可能被钓、被网的命运，他们的明天不由他们自己主宰，全凭他们如何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运气了。四等人群企业职工，包括所有在岗的、下岗或半下岗的。朱总理实施国企改革，让他们到商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少数企业因为行业原因或国家保护，得以生存甚至极大发展，如电力部门；大多数企业及其工人则因为长期置身于国家计划经济构筑的堤坝里，水涨国家会泄洪，水枯会国家拦蓄，养成了惰性也养废了生性，一旦走入市场面临竞争，顿时手足无措、溃不成军。许多人如今全靠企业用国家无偿发放的“政策性”扶持贷款支付的基本生活费过活。他们不算最不走运的。还有一类人是中国的农民。他们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拍的是中国某村子的一堵墙。墙上写有一幅标语：抗粮抗税就是违法犯罪，谁与政府做对就要他好看！
农民们不敢抗粮抗税，也不敢与家乡政府做对，但他们要活着，象别的人一样活着，于是他们流落到了城市，希望寻找到一分工作。他们没有技术，只能从事扫大街、抗大包、拉大车这样的体力活。即使这样的工作也有限，许多人同样面临无业的命运。在贵阳紫林庵大圆环旁边，有一个自发的“待业”市场。农工们带着锯子、刨子、泥瓦刀甚至锄头、砍刀等农具，来到这里，从清早等到傍晚，盼望着有人来找他们做工。偶尔有人喊一声：我要一个泥瓦工，谁去？所有的人立即奔围过去，争着表白自己技术如何好，工钱如何便宜。可是雇主只要一个人，所有别的人都只有失望地离开，等待着下一个雇主的到来。那被雇用的人如同中了状元，欣喜之情溢于脸表。运气好的要是遇上大主顾，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家中老婆孩子有吃的了，自然对雇主感恩不已。也有那倒霉的，工钱拿不到不说，还被黑心的雇主拳脚相向，棍棒交加。
由于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枯槁，政府认为他们影响城市市容，要取缔。于是花了大力气，动用公安、工商、城管部门，多次联合“执法”，可效果不彰。今天取缔，明天又来。公安、工商无力再管，全交给城管部门。城管部门开始挺使劲儿，后来也疲了，这些人没有任何油水，抓了人也没用。只是每天例行公事地开着摩托车过去转几趟。城管摩托车一来，农工们一哄而散，摩托车一走，重又聚回来。伤透脑筋的城市官员们绞尽脑汁，建立了暂住证制度，管住了一部分人。但有些人要么不知道要登记要么没钱交手续费，根本不去办暂住证，拿他们没辙。后来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开设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三无”人员（无正当职业、无合法身份证明、无固定居所）。这一制度着实有效，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那所长的职务甚至成为香馍馍，要当还得有背景或背膀。但是今年在广东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人员殴打致死事件震惊中外，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下，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了。这下城市的人们又该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堵截农民进城就不得而知了。
难为了中国城市的管理者们。他们花在这上面的心思恐怕比纽西兰当局想削减中国、亚洲移民人数付出的心血要多得多。
拿中国和纽西兰这两个国家比，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文明程度几个意义上，到底哪里是落后的代表着过去，哪里是先进的代表着现在和未来？
朋友，您说呢？
撰于2003年7月16日 改于200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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