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快到了，在这时节，除了牵挂父亲，我还想起了母亲。
母亲用心和血铺陈着儿子脚下走了几十年的路，我对母亲的记忆比这还要久远；母亲在九千多公里以外的故国家园，我对母亲的思念比这还要悠长。
我有一本书，一本厚厚的、内容挤满每一个空隙却无字的书。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可是却不在我书房里那满登登的书架上，而是铭刻在我千疮的心房。我阅读着这本书，读到这样的章节：她是一个儒雅军官膝前环绕嬉戏的娇矜二闺女，是那个书香门府里时常推窗望月的多愁女学儿，一声枪响，她沦为地富反坏右的黑子女，变成野地里梳着焦黄小辫的放牛娃，整日要陪着母亲低着头挨公社社员批斗的可怜儿。然而，她成长着，身体在长高，心智也在随困苦的日月艰难地增长，如同巨石下战兢兢长出的一茎小草。她是三穗中学那个多才多艺的学生会女生部部长，是那个顶着令人心慌意乱的饥馑也要把四两米的米饭*带回家交给妈妈掺上红薯、菜叶熬成一大锅粥供全家人果腹的邻家女。
她更是一个十八岁便挥泪辍学嫁作他人妇，十九岁成为母亲的女人。
她还是一个用柔嫩的肩膀跟男人似的把粗重的原木抬上解放牌卡车车厢的上车女；还是一个用一根扁担挑起一副箩筐，一头担着幼小的儿子，一头担着书本，走在出没于苗乡杉山松海的山间蜿蜒小路上的乡村女民办教师。
人们说，她是成功的，有三个大山般挺拔的儿子；当退休放下执了三十个春秋的教鞭，掸去衣袖上落了三十个冬夏的粉笔灰的时候，她手里捧着一本烫金《高级教师证书》。
如今，她更是一个守候在一个由于半身不遂而不得不长期病卧床榻、因为脑萎缩导致老年性痴呆而让性情变得十分乖张、不可理喻的病人身边的看护者。这个男人不计较她“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于是在十八岁的时候她就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与他融合在一起。他们磕碰着搀扶着一起走了将近五十年，而且还要一起走下去，相守一辈子。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男人既是不更事的孩子，又是不讲理的蛮汉。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什么荒唐的举止都会有，可是，一旦她须臾不在他身边，他就会显得慌张，只要她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跟他讲过去的事情，陪他哼苗山的歌谣，他就会咧开嘴角，痴痴地却真实地开心笑着。他曾经用一个苗家汉子坚实的肩膀为她抵挡着北来的风西来的雨，如今，他累了，躺下了，更需要她牵着他的手。
这个人，是我的母亲。
我努力地在搜寻着，记忆里第一次看见母亲是什么样子，可是视线总是十分模糊。是母亲为了让我隔奶（断奶）在乳头上涂抹清凉油，辣得我嚎啕大哭然后用利爪在母亲的乳房上抓出几道深深的伤痕时母亲眼眶里溢出既身痛又心疼的泪珠？还是母亲为换取几个糊口的工钱，在用手锤敲击，把巨石粉碎为铺路的碎石，看见一条金环蛇吐着火红的信子朝着放在公路边襁褓里的儿子溜过去，吓得她魂飞魄散，不顾一切冲过去，把儿子抢抱在怀里时那颤抖的身体、惊惧的神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敢？
我喝着母亲的乳汁，吃着营养并不丰富的红薯拌米饭，渐渐地也长大了，即使曾经瘫痪过。于是开始去追随母亲的脚步，也慢慢地看清了母亲走过的脚印。如果这几十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自己欣喜的，就是一直没有偏离母亲走出的路径。我的脚丫子很小，踩在母亲的足迹上显得很稚气，但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还有，就是学会了在逆境里顶风冒雪的坚韧。
母亲去跟父亲单位里的家属一起做装卸工，把沉重的原木从集木场用木杠和肩膀装上从四面八方开来的大卡车。汗水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溢出，象流水一样，那汗水仿佛不是热出来的，而是深深陷进肩膀的粗木杠给压出来的。每次回家揉着红肿的双肩，母亲总是咬着牙关，外祖母有时从邻县过来探望自己的女儿，眼里经常含着泪水，喃喃说着这样的话语：你爹如果还活着，哪里会想到他那娇贵的女儿不是临窗读《西厢》，而是去做这样粗重的活计。母亲反而笑着安慰自己的妈妈：一样是人，有手有脚，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做这些事？再说，我们怎么样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虽然不长，可是这样一来不是更应该珍惜？
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没能做下去。毕竟僧多粥少，有工友去找林业局的领导，说，象她这样的黑五类分子怎么可以跟我们贫下中农在一起？那领导害怕群众起来批斗，掀掉他那经过无数次检讨才好不容易保住的饭碗，把母亲叫到办公室，委婉地表达了那“群众”的意思，于是从那天起，母亲再也不能去抬木头了。丈夫那三、四十元的工资无论如何节省也不够养活一家人，母亲便又去集体农场打零工，用那双曾经拿着笔书写诗歌的手，跟农场大伯大妈们一起开荒刨地……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教育普及的风也开始吹向了苗岭深处的山村。每个村寨都陆陆续续地建起了自己的民办小学。没有师资，那刚从扫盲班结业的人们也放下卷起的裤管，走进教室当起了“赤脚”教师。
有一个山村，在一个斜坡上，散落着三十几户人家。那里的人们也有了自己的学校，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教师。可是，农村实行工分制，当一个民办教师远不如下地种田挣的粮食多，于是教师换了几茬，那简陋的教室就是留不住人。城里的人听说从那里到公社要走十多里地，吓得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乡下人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那生产队队长跟乡亲们一商量，大伙儿都说，各家再多出几斤谷子，也要替孩子们找一个老师。东拜西托，终于打听到县城里有一个高中毕业生，成分很高，是黑五类，但是文化很好，而且没有工作，可以找她试试。
生产队长跟公社的文化干事来到县城找到母亲，说起请师的事。连农场零工都不再有资格做的母亲不相信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几乎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看着来客捎来的一只肥硕的老母鸡，还有那一年六百斤的稻谷的报酬，立即答应了来客的要求，并且急着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课。
苗家人穷，没有钱给学校添置用具，甚至买不起一盒粉笔，更没有钱给孩子买课本。母亲带着学生们上山找白石头削尖了当粉笔，上山挖药材换成钱买书、交学费。苗家的老师也穷，六百斤稻谷舂成米只有三百多斤，一个人吃都不够，何况还要养育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于是只能在米锅里掺上菜叶或者番薯，这是她的母亲教给她的活命的本领。那个时候，每个非农业人口都有定量的粮油供应，而农业人口可以种地耕田，而母亲和她的儿子们因为成分的关系，既不属于非农业人口，也不算农业人口。所以，既不能享受定量粮油供应，也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耕种。
可是母亲的三个儿子从来体味不到什么是悲什么是苦，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母亲把炒好的蚂蚱端上桌，他们一哄而上，抢着把这难得的佳肴往嘴里塞。最小的弟弟因为握筷子的技艺不好，总是夹不住那虫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哥哥狼吞虎咽地把香脆的蚂蚱塞进嘴里，转眼盘子便空了，便张开嘴大声哭了出来。母亲把弟弟揽在怀里，流着酸楚的泪，一连声地对孩子们说：可怜的孩子，是妈妈不好，没有抓到更多的蚂蚱，让我的乖崽们饿着了……于是，母子几人抱着哭做一团。
那时候，每一个日子都几乎没有太阳，可是母亲没有停止歌唱，她时常对着山里的树木唱，唱得林子里的鸟儿一起啾啾和鸣；她时常站在山间的溪流边唱，唱得清泉流淌着发出叮咚的回响……
虽然母亲历经了罕有的苦楚，却没法在她今天的额头找到过多的一丝写着岁月沧桑痕迹的皱纹。冬雪能够压垮苍劲的青松，但那么多的艰难却没有夺走母亲的意志。她并没有多么坚强，泪水时常浸湿着她的枕巾，甚至有时不再想看见明晚的月光。可是她却顽强地走着，拖曳着三个羸弱的儿子，竟然走过来了。人们看不见她吞咽下的苦水，看不见她流血的心房，看见的，是她一路撒下的笑声，是她一脸灿烂的笑容。
我忽然明白了，如果我要问，妈妈，是什么让您总是这么年轻，妈妈一定会说，这不难，只要有一颗会唱歌的心。把忧伤的事情拾掇好，埋在心底，把生活的每一朵小花都谱成欢快的旋律，从心的深处唱出来，唱给自己，也唱给别人听。
原来保持生命的鲜活是那么简单，就是象母亲那样把生活谱成曲，把生命唱成歌。
*注：六十年代初，全中国大陆遭受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却唯独对所有学生保证每天定量供应四两米饭。
2005年8月27日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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