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艳丽，反映到文化上，便是文化诸多事件上的那层浓浓的商业口红。
众所周知，香港有“亚洲盛事之都”的称誉，多爱举办一些大的文艺活动。如亚洲艺术节，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艺穗节等等，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定名气。但如你所知，这些节日的举办，更多是侧重其商业和旅游的经济价值。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算一点不假。而香港的文人，也未能免俗。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香港文人能量大，爱折腾，多是商文两不误。如我们熟知的“天皇巨星金庸”，不但武侠小说写得好，同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其他文人也多如此，常兼有各类商界职务，或策划，或董事，或自理公司，或独创报刊。便是独立些，专一点的，也多是受聘各大报刊的专栏作家。商界有商界的规矩，上了套的文人，自然无法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冷冰冰的商业契约，如紧箍咒一般，像催命符一样，不但限制了作家创作的自由，也稀释了文人斗量的才情。大多香港文章，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水”得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文化意义上讲，娱乐文化，滥情作品，便是纵有正面意义，也总是因为沾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显得货不真，价不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避不开商业，也没必要避开。但商业绝不能代替文化，也不能包揽一切。换句话说，娱乐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涵盖全部。如果一个城市里充斥民众精神世界的，铺天盖地的多是色情、暴力、艺人脸蛋、模特大腿、八卦的个人隐私和无聊的插科打诨，这绝对不能算正常。但不幸的是，香港正如如此。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又自鸣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似乎精神上也只求于近乎本能的“低级需求”。想想看，这实在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当然，沙漠里常存绿洲，香港也有文人，而且还不少。便是近年来单从香港移居到海外的，就有200多名。香港文人普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产，美名曰：“文快如风”，或称“快手高手多面手”。自然，商业背景下的文人，多以“煮字谋稻粱”，实在不容易。为了混口饭吃，只好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香港的读者群体以小市民为主，自然品位不免投其所好。模仿，滥情，顺大流，自是省力又赚钱的好办法。对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叶灵凤老先生“香港有许多小说，只是创作太少了”的感叹了。
香港还有个艺展局，对于文化事件及个人，多持鼓励态度，每年都有相当数目的赞助。实事求是地讲，香港举办的“纯文化”活动，绝不比大陆差，也不见得少。平心而论，香港也有不少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作家。如武侠，如散文，如新诗，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然而，香港缺少一种大气、持久、浓郁的文化氛围，难以形成特定的人文精神凝结。于是，香港的文学，香港的文人，只好在商业的喧闹和摆弄中，或安于现状，或疲命生计，不可能“十年磨一剑”了，不可能“两句三年得”了。若要如此，没有精神支撑，没有低线保障的香港文人，只会被这“低效率”困死在体面的西服底下。
生存压力的相对紧张，人文精神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作”的严谨和挚诚态度。或切点风干的乡愁，伴些莫名的洋字，沏一杯怪味的文化奶茶，或拾些难考的牙慧，抓把另类的典故，熬一锅混杂的精神稀粥，描描情绪，凑凑字数，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文风立意上，多是圆滑，多是自我，多是浮躁，多是媚俗。当然，也有例外。如我最敬偑的一个香港作家是林爽。她在40岁时随夫移民新西兰后，利用3年时间获得纽西兰合格教师文凭，接着又取得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士。自然，最令我敬偑的不是她的努力刻苦，而是她的大气。她花了8年时间研究毛利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出版《纽西兰的原住民》一书。对于一个华人作家来说，这非常难得。因为她终于走出“华人华文”的小圈子，把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人文空间。便是这一点，便是她一个，已经足使香港文人都来骄傲一把了。
但从整体意义上讲，香港文化还是苍白得有些难堪。零星的涂抹，便是有神来之笔，也是细细一线，可怜得几乎看不见。便是套上绚丽的包装，挂上精美的首饰，也无法改变它瘦弱的风骨和病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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