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思坦德、艾尔斯”大概没有人会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请允许我卖个关子，呆会儿告诉您。
不论是在广州车水马龙的中山路上，还是在深圳高楼林立的罗湖大街，即便在成都纵贯南北的人民路，抑或在贵阳人群攒动的中华大道，两侧争先恐后扑入人们眼帘的，许多是跟本文标题相类似的带“洋”味儿的招牌，人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些商店、公司跟中土之外的那些个地方（总称“海外”）联系在一起，其实有一些压根儿与外面没有一丝半点关系。把它叫做“挂羊头卖狗肉”也好，斥之“崇洋媚外”也罢，只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核、颁发营业执照的时候没有不同意，是个公司就千方百计想给自己起个洋名。
此一风潮烽起于改革开放中期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不久工商管理部门就发现了这一端倪，在审批此类企业名称时，便有意拿一把，“这个嘛，啊，需要认真研究研究，同不同意由领导决定。”于是有些人为了一个有洋味带洋气儿的公司名字，花下了大钱。
过了一段时间，文化部门突然发现，此类洋名在转瞬之间遍布了华夏大地城乡的大街小巷，有如黑森林里雨后冒生的蘑菇，五颜六色。遍地都是，可蘑菇这东西，越漂亮就越可能有毒。作为身肩中华文明“健康发展”重任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中宣部、文化部认为，这种现象如果任其自由蔓延，将会严重危害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及严肃性，毫无疑问，还将滋生崇洋媚外的土壤，达到西方反华势力用枪炮都没有得逞的“全盘西化”的险恶目的。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文，联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荡运动。那些用了洋名的公司、商号闻风丧胆，纷纷改名。记得在贵阳客车站的巨型广告牌上，曾经宣出一幅“福尔摩莎”的广告。这幅广告没有被立刻拿下，在风潮中矗立了好些日子，大概是有一定来头的。先是针对这幅广告，有关部门在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声讨。其实严格说这并不算“洋”名，谁都知道“福尔摩莎”是台湾岛的别称，台湾不算外国。问题是，这个名字是当年占领台湾的殖民者给台湾起的，我们不能承认，否则就是认同殖民。没过几天，这幅广告悄悄卸下了。
类似的还有取缔繁体字运动，祖国的文化管理部门使命感真重，工作真忙而且会越来越忙，因此每个部门都不得不一再增编。
柳这次回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年头。他在贵阳街巷里徜徉，在报刊亭浏览，店面门楣、字里行间满目满眼都是飘逸着洋气洋息的字眼。福斯特、思坦德、艾尔斯是贵阳几家英语学校的名字，它们分别是FIRST、STANDARD、IELTS的音译。看来工商、文化部门已不再哄赶、取缔这类名号了，为什么？不得而知。我猜想大概是他们真有正事可以忙了，二嘛，市场使然。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天涯这端的NEW ZEALAND，华人商号起的大都是中国味浓郁的名字：“太平”、“红中”、“阳光”、 “梅龙镇”等等，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深怕自己与家国故乡贴得不近。
在中国，曾经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北京人爱国，上海人出国，广东人卖国。讲的是皇城根下的北京人身处天子脚下，天生有种道义、使命感，忧国忧民；上海人每日头顶太平洋上蔚蓝色的天空，天天呼吸着从东海吹来的季风空气，最早感受到东洋、西洋的气息，便成为八十年代最早有大批人员出国留学的都市；而广东则东临香港、台湾，借天时地利，在别处的同胞们争相爱国、出国时，埋头苦干，把大陆有的东西如土特产用渔船运出去，再把那边的稀罕物件象收录机、电视机等运进来。由于手段不合律法，被叫做走私，于是也就成了“卖国”了。
时间象江河水般不停流动，转眼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国留学之门敞开，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出去。一下子，形成了出国留学高潮。风水轮流转，这回不再是上海独领风骚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成千上万青年、少年肩负父母嘱托，步出国门，走上留学之路。几乎所有家长，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供孩子出国，都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去补习英语。英语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学科，各大学、中学里办的英文补习、培训班已不足以满足需要，于是有人便走出校园，把英语这株新苗搬出了象牙塔，在社会上办起了林林总总的英文补习班。由于需求庞大，有心人瞄准这一市场，投巨资办起了大型、高档次的语言学校。北京“新东方”以大投入、高起点办学，成果显著，蜚声全国（其影响之大，看看如今的纽西兰林立的以“东方”命名的语言学校便可知。显然北京“新东方”不可能有能力在这里建立这么多分校--即使有也不会这么做，但既然人们都想方设法想往“新东方”名字上靠，可以想见北京“新东方”的成功。当然那“我们不交您学英文，我们只教您考雅思”的口号是否可取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是后话。）。各省市也不甘人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招”，英语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的学校经济背景的深厚让人惊诧不已，投资动则上百万。柳到数家语言学校参观，其中有一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学校据称由外资筹建，占据某大厦的三层空间，教学设备之精良远出乎柳的意料之外。全新的电化教学设备，每张课桌都配置电脑，可供远程网络教学，负责人介绍说，等实现联网，北京大学教授的授课，将会现场传输到这些课堂。贵州省高等商业专科学校规模不大，但它的语言教学部让柳大开眼界，那里的设备与奥克兰大学的条件相比，说实在的，至少要精良十倍。难怪许多从中国来纽留学、就读本地语言学校的学生们见到奥克兰各语言学校的情况不禁大跌眼镜，不是因为其优越，而是由于太简陋。
在《贵阳晚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某语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年薪六万。此广告让柳在省政府上班的同事们悕嘘不已，一位同事，作为处级公务员，其薪酬还不及其三分之一，即使是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的教授的工资也难以与之媲美。
这又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作的业。
在中国儿童的书包里，除了沉甸甸的课本，曾经还有厚重的书画、音乐课外教材。他们稚嫩的肩膀负荷着父母殷切的期许，甚至被期待着承担国家的未来，由不得书包不重。这或许就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显著特征。如今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近中国的时代，孩子们的双肩上又被隆重地加上了英语这门国际语言的重荷，如今的中国儿童，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让他们补习英文（或其它外语），简直是会被人们认作不可思议的，他们承担不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压力。书包的重量已经超出了孩童们肩膀的坚强，为了让儿女前行的脚步不再蹒跚，书包于是转移到了父母们的身上。在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补习儿童的匆匆脚步后头，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父亲或母亲的手上提拎着他们儿女沉重的书包。
所以就不由得英文学校不火爆了。
当一个民族把眼睛的视线投向了外面，投向了大海洋以及海洋彼岸那端，而且牵引着他们的儿女的目光，这个民族开始解去了自我封闭的枷锁，这才算真正抬起了头。当然我们不会看不见，在广袤、偏僻的中西部农村，这一切似乎离那里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还是遥不可及的梦，他们空蒙的目光还超越不了土地及土地上的青纱帐，他们穿草鞋的脚步也走不到那么远，但新世纪的鼓声已然渐渐敲近了他们的耳畔，走出大山也只是时日问题。
长城虽然与太平洋远隔万水，但中国离世界已不再遥远。
撰于2003年9月30日
改于200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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