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矢志瘦身》一书中，凯伦努力要消灭被她视为神话的厌食症，已经很瘦了，她却仍然认为自己太胖：我希望在这里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因为这很重要。你必须明白，我没觉得我整个是个胖子。当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我的确没发现站在那儿的是个胖子。我确信自己真的很瘦，比如我的胳膊和腿。但是我吃某些东西的那一刻可以说我的腹部撑得像猪肚子。我知道它在膨胀，而且这很讨厌。这就是一直藏在我心里的感觉。再如，芭芭拉：有时，我的身体看起来太臃肿，我都不想穿衣服。每个月有两天我确实是喜欢自己的样子：通常是在我例假后的第八九天。另外的日子，我的胸部、腹部———它们总是讨厌地隆起着，肿胀着，凸鼓着。我的身体随时可能打击我，它是一堆失去控制的赘肉。
这是笔者在《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集《解读苗条的身体》一文中看到的一段话。这使我不禁联想起最近看到的几则新闻：
一个年仅17岁的花季少女为了减肥服用了减肥药，结果患了厌食症，去世时体重仅剩16公斤！
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香港有九成女性希望减肥，她们认为只有减肥才能达到理想体重，其中四成人曾经减肥；大部分人减肥原因都是爱美，以吸引异性及提高自信心，还有因为男朋友减肥、因为崇拜明星而减肥的，虽然原因有很多，但她们对减肥的坚持和痴迷是一致的。
人对身体的想象被道德化了，人们会固执地认为胖人不懂得节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教授则认为在我们目前生活的社会中，社会的转型过程可以透过人们对身体的想象表现出来：传统的身体想象被重新社会化了，我们通过风行的芭比娃娃、世界选美小姐、好莱坞电影明星中看到了社会对人的身材、容貌的期望和评价。人的外形美被标准化了，与此不相吻合的便会被淘汰出局。人对自己的身体想象被审美化了，我们几乎无法避免地落入瘦即美，胖即丑的思维窠臼。人对身体的想象被商业化了，广告、模特、成衣制造为身体的想象打造了它的价值。人对身体的想象还被道德化了，人们会固执地认为胖人不懂得节制，胖人会有某些心理问题等等。在一个日益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身体价值观却被单一化，身体的想象也被单一化了。
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流动的增加，熟人社会渐渐为生人社会所取代，人们无需也无力考察与之交往的每个人的品行，同时，很多重大的人生机遇，也可能会在短暂的面试中决定。于是，人际之间的判断，会更多地利用印象来进行。这就催生了外貌倾向主义，即，由于相信外貌能决定个人优越或人生成败，导致过于执著于自身外貌的现象。于是很多人在瘦即美，胖即丑的观点支持下疯狂减肥。
受西方审美观的影响，身体超重被视为道德及人格缺陷或者缺乏意志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学教授张侃说，在我国，以前生活条件不好时，穷人都是瘦骨嶙峋的，只有富人有钱吃得好才长得胖，因此当时是以“胖”为美的，因为“胖”是财富的象征。而到了现代，有钱人都开始注意保养、打高尔夫、游泳等，身材保持得很好，倒是没有钱的人因为不科学的饮食而吃得很胖，这时，“瘦”成了财富象征，当然，人们也就以“瘦”为美了。所以，富人的改变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大众的审美观。
当然，这种以瘦为美的社会流行趋势也受到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在西方，直到19世纪后期，区分人群的重要标志还是他们的阶级、种族和性别；而身体表明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19世纪中期，有成就的商人和政客都是大腹便便的样子，这是资产阶级取得成功的标志，是他们积累的万贯家财的鲜明标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优雅苗条的身体则昭示着贵族的身份，他们无形中掌握着社会尊位，而不是将这种身份标志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欲望和饮食需求上。他们瞧不起资产阶级对财富与豪势的炫耀。后来，随着苗条的妻子成为丈夫展示成功的样品，这种理想开始为热衷向上爬的中产阶级所欣赏。
19世纪末，胖子被大批量地淘汰出中产阶级，社会权力已较少依赖于单纯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更多地与一个人控制、管理劳动力及他人的资源的能力联系起来。同时，身体超重被视为道德及人格缺陷或者缺乏意志的表现。这些联想只有在“过剩”社会的文化里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控制“文化”生产的人有足够多的东西可吃)，节食的道德诉求必须具备物质的先决条件，这种必备的物质条件使节食的选择和超重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体型已经越发地成为一种私人的、内在协调(或失调)的标志，成为一种精神状况的象征。
节食瘦身的年轻人常常会把他们自己的经历主题化：我能控制自己，我很棒！
正如下面对一位年轻的女长跑者的采访片段所示：我是个意志力强的人。我能够为了比赛训练，也能在任何时间减少饭量。我记得那时我总感觉很得意，你说痛苦？当然，有痛苦。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饥饿，还有持续锻炼导致的肌肉疼痛。无法向你表述我受了多少伤痛。你可能会认为我是疯了，让自己经受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痛苦。但你必须记住，我是在打一场战争。当你在战争中受了伤，你会为此骄傲。当然，你可能在心里哭喊，但如果你是勇敢的，的确很棒，那么你就完全能够忍受，因为你知道这是你为胜利付出的代价。我需要赢！我真的觉得如果不能赢，我宁愿死去——所有的敌人都在逼近我，我必须智胜他们。如果我能把自己训练得足够好——如果我能够使自己保持苗条而健壮——那么我就能赢。痛苦是很自然的事，这是我必须应付的。
另外，就当下我国来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学教授张侃认为，社会转型对人们的影响是现代女性热衷减肥的重要原因。张侃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经济的注重超过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关心，这种不和谐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其中，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就更加感到压抑了。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绝对地位提高，但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使女性的相对地位下降，对女性的定位也越来越倾向于“花瓶”、“母亲”、“家庭主妇”等等，独立性也不如从前，更多的是男人的附属品，现在社会上存在的“选美”活动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她们极力地打扮自己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以期望吸引男性来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况的变化和经济的导向使女性的地位下降，对女性的外表要求提高，尤其是知识层面不高的女性更是深受影响。
过分追求减肥的文化是病态的、极端的
当然，其他时期的文化已经有过节食的现象了。贵族式的希腊文化曾对进食制定过科学规范，以期借此达到自制与适度。在中世纪，为了获得灵魂的净化并控制情欲，斋戒是所有基督教常规中最重要的一种。很明显，这些“节食”的形式都可以看做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对基督徒那样的“内在”自我还是对希腊人那样的一个公共自我——这些形式被建构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趋向于人的完美的诸种深刻的可能性得到了实现。
与此不同的是，在19世纪后期，打理身体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热衷的事情，节食的目的也变成了追求理想的体重和体型。节食成了一项身体工程而不是心灵工程；脂肪，而不是食欲和性欲，被宣布为敌人，人们开始借助量度数值来评价他们节食的成效，而不是关注他们控制冲动与过火行为的水平。资产阶级的“苗条暴政”登场了(尤其对妇女们而言)，伴随而来的是无数旨在体型转变的技巧的发展——节食、运动以及后来的化学和外科手术的手段。
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技术以及围绕它们建立的工业是庞大而多方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识，然而主要的焦点(毫不奇怪地)集中在那不幸的少数人身上——他们已经为节食所困扰，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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