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在一个位于纽约最贫穷脏乱区域的法庭上，旁听了一桩偷窃案的审理。被控罪犯是一位老妇人，被控罪名为偷窃面包。在讯问到她是否清白或愿意认罪时，老妇人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审判长答道：“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之后，拉瓜地亚从席间站起身来，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与区域。”无人能够想象出那一刻人们的惊讶与肃穆，每个人都默无声息地、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60年后，偶然读到这个故事，我想起在这之前从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盲流到京的年轻人，花光了盘缠。求生的本能使他丧失了理智，他当街抢走了一位小姐的什么东西。小姐大声呼救，引来了十多名行人合力围堵。由于饿得实在乏力，这名面黄肌瘦的罪犯跑了不到100米就跌倒在地，被群众和巡警抓获。抢劫当然有罪，见义勇为擒歹徒也是好事。但是，一个年轻人饿到跑100米就栽倒，可见他身上毫无分文，而且饿了不止一天。考虑到这一点，这位年轻人不同那位偷面包的老妇人一样让人同情吗？报道没有说被抓获之后的年轻人被如何发落，恕我斗胆估计一下，他将不会有老妇人那样得到每人捐助5角钱（可以买到一个大馒头有余）的幸运，不遭到痛殴就是好的了。理由很简单，到北京打工谋生的外地人，往往被北京人看不起乃至欺负，何况又是验明正身的抢劫犯，平民被抓到派出所不问情由先拳打脚踢再说的事又屡见不鲜。两个故事相比，不知道别人如何想，我想到的是后一个报道对人、对贫苦人的冷漠。
大概会有人指出，前一个故事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乃至欺骗性：不消灭剥削制度，区区每人50美分能维持老妇人一家多少天的面包？这不恰好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伪性的证明吗？这是我们过去被教导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市长拉瓜地亚根本不去旁听，或旁听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不去“欺骗”人，不更干净利落吗？解放战争初期，我那个武工队里有一个小鬼洪仔，在差不多同拉瓜地亚为忏悔自己和人们的冷漠而捐钱的事件的年头，即是我国抗日战争年代里，他那位贫病交迫的父亲，因为饥饿难熬，在别人菜地里偷摘了一枚尚未成熟的南瓜。事发后，按当时的“土政策”，被当场枪杀了。没有人为他申辩，更没有人给他捐出哪怕一个铜元。冷漠，最后仍是冷漠。洪仔的母亲在冷漠中跟着也丢下年幼的洪仔死去了。沦为乞丐的洪仔好艰难才终于在共产党游击队里找到一条活路。两相比较，恐怕还是“虚伪”的拉瓜地亚更有人情味一点吧？
诚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蒋介石需要这样的民众，培养这样的民众。两千年的专制帝皇统治也需要、也培养这样的民众，这样一些伸长着脖子去“欣赏”杀头、剥皮、腰斩、凌迟种种酷刑的群众，哪怕受刑者之所以受惩罚正是由于他为民请命。他们在饿得没米下锅时，无缘享受到偷面包给孙子吃的老妇人得到的拉瓜地亚式的“欺骗”，只好坐以待毙，唯一的生路是跟着勇敢分子揭竿而起，去吃大户转而成了起义农民。
本来，小鬼洪仔找到的，不仅是一条自救的道路，也是一条为人民求解放、求尊严的光明大道。新中国的成立，本应使对人民的冷漠变成异端。有的共产党员也确实是好样的，例如周建人。在大饥饿时期，浙江临海一个女社员饿得吃了队里几个玉米棒，被村干部残酷批斗，还剥光衣服游街示众。作为省长，周建人对此极为震怒，上书毛泽东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绝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但是，非常遗憾，今天我们仍听见、看见一个个诸如此类冷漠的故事。除了置饿殍于不顾外，还有在众多乘客的旁观下，歹徒把售票员刺死并勒令司机停车让他脱逃。大街上，匪徒抢劫并把死死护住钱袋的储蓄所女出纳刺死，现场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对女出纳施以援手……
治这种冷漠症，简单地以某种小儿科式的口号恐怕药不对症。最好让他们先学学拉瓜地亚。也就是说，从人性、人道主义、对人命的爱惜和尊重这些ABC予以启蒙。最近读一奇文，有一位先生竟认为，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等，均系应当大批特批的修正主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祖传老病根加上新的假马列，确是把人命、人的尊严视如蝼蚁的冷漠乃至冷酷这种病症的根源所在。
摘自《风中的眼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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