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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包

作者: 路易斯·莫利 译/晴 羽    人气:    



    我知道不能凭主观印象去评判某个人,但是对于肯尼,我却总是无法改变自己对他的偏见。

    我总认为,他是一个错误的人,做了一份错误的工作。

    我是一个轮班护士的主管,我的工作就是在一家康复医院管理职员们的工作执行情况。

    肯尼是一个新来的护士助理,身材高大而强壮,长得也不难看,金发披肩,有一双深绿色的眼睛。经过几星期的见习期后,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整洁、守时、工作高效的人。但是我不喜欢他。

    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混混儿。我知道他来自于怎样的环境———一个聚集着帮派、吸毒者以及满是暴力的低等住宅区。他说话时带着街头的痞气,他的行为和平常人也不大一样。他走路总是摇摇晃晃的,像一个被击败了的拳击手,而他的面部表情就像银行地下室坚硬而呆板的铁门。在我看来,他长得过于粗壮,他似乎总是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暴躁,以便自己能够适应康复医院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工作。

    我们医院的病人,大多数是来这里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他们来这儿,因为残疾,或是重病,或是神智混乱,要不就是身体机能已经衰竭,丧失了活动的任何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清晰的思维,绝症和残疾使他们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尽管这似乎很残忍,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无关紧要。

    玛丽B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护理人员喊她“玛丽B”,因为她是病房西区4个玛丽中的一个。她94岁,脆弱得就像一张飘荡的蛛网。她的丈夫和姐妹们都已先她而去,如果她还有孩子,他们也很久没有管过她了。只要她醒着,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手舞足蹈,几乎没有安静下来的时候。

    玛丽B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她整天整夜不停地找,除非她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她会出门穿过医院的林阴路,进入男病房区,钻进洗衣房或者厨房,没头没脑地寻找,并且从不放弃。当别人干涉她,她就要求护理把她的轮椅推到大厅,她会一直呆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能借给我一把梳子吗?”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这样说,“我的梳子丢了,它在我的红皮包里。我的钱也丢了。我的皮包在哪儿?”

    每天,她都重复同样的事,最后玛丽B的询问变成了院子里的噪音———就像手推车装载着滚烫的盘碟经过门厅,或是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又像是对讲机里发出的静电噪声。

    我们都知道她根本没有皮包。但尽管我们都特别忙,偶尔还是会有人停下来,带着关心和善意聆听她的唠叨。当然,大多数人都会安慰她两句:“好的,玛丽,如果我见着你的皮包,我会给你拿回来。”

    我们大多数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只有一个人除外。

    我从不认为肯尼会有耐心停下来听玛丽B念叨,但奇怪的是,他总是能跟玛丽B在一起说着些什么。

    他要做什么?我很担心,我观察着。我的第一个猜测是,他是想偷些麻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才在这里工作。我想我碰到了一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

    当玛丽B每天叫住他问皮包,而肯尼都答应帮她找时,我的猜疑更不断加深了。我推断出肯尼的某种计划也许要把玛丽B也搅在其中。我想,他可能是想把偷到的药藏到玛丽身边,然后他的同伙再溜进来把药从医院里偷出去。我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因此我特别加强了对药品分发部门的安全防范工作。

    一天下午,在晚餐之前,我看到肯尼往大厅走去,手里拿着一个杂货店的塑料口袋,它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就是这个袋子,我告诉自己,我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悄悄跟了出去。我从后面盯着他,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我停在大厅里一辆洗衣车的旁边,洗衣篮高高地堆在车上面。

    这些洗衣篮正好挡住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到肯尼大步走向大厅,朝玛丽B的轮椅走过去。

    他走到那里,突然转过身来,朝四周张望。我躲开他的视线,看到他紧张地窥视着整个大厅。他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要干什么。

    他拿起塑料袋。我的心提了上来,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直到他掏出一个红色的女士皮包。

    玛丽B瘦骨嶙峋的手猛地抬起来,在脸前做了一个惊异和高兴的手势,然后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抓住面包那样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玛丽B紧紧抓住那个红皮包,她把它握在手里,仔细地打量着,然后把它紧贴在她的胸口,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地轻轻地摇晃它。

    肯尼转过身来,再次飞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人看他以后,他弯下身,打开皮包,把手伸进去,然后他从包里给玛丽B拿出一把红色的梳子,一个装硬币的小钱袋,还有一副小孩玩的玩具眼镜。

    玛丽B的脸颊上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我认为她是因为高兴而流泪的。

    泪水也流在了我的脸庞上。

    肯尼轻轻地拍拍玛丽B的肩,把塑料袋卷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然后,他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做他的工作。

    我走回我的桌前,坐下来,想起以前对肯尼的怀疑,心中充满了愧疚。

    下班的时候,我站在平常护士助理上下班经过的门旁。肯尼带着他的上衣和收音机,蹦跳着走过大厅。

    “嗨,肯尼,”我说,“还好吗?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肯尼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他咕哝着说。

    “护士是一个好职业,”我强调,一个主意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唔,你可曾想过去上大学,得到一个正规的护士学位?”

    肯尼简直不敢相信。“你在开玩笑吗?我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个机会的。除非这个护士课程是免费的,否则我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这是事实。肯尼放下他的收音机,穿上外套。“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他说,“我爸在圣昆顿监狱,而我妈在吸可卡因。”

    我紧紧咬住牙齿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仍然保持微笑。“奇迹总会发生的,”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想法资助你的学费,你愿意去上大学吗?”

    尼不敢相信地盯着我。在这一刻他不再像一个混混儿了,我期待着他的回答。“当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但这已经足够了。

   “晚安,肯尼,”当他握住门把手时,我对他说,“我相信,有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摘自《海外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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