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我来到纽约，和另外两位也是来自德国的朋友向一个身材肥胖、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莫菲合租了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我们当时既没有钱又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做点临时工维生。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带着５个小孩，吉米是最小的一个。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南曼哈顿一个落后贫穷又拥挤的社区，社区里有许多像这样子的大型租赁住宅。
我们在莫菲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吉米突然一病不起，病情看来不甚乐观。来美前，我的房友古特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他表示不能替吉米治病，因为他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照考试。
莫菲请来的医生是个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大利人，他一共来了两次：一次是上午１０点，一次是下午。午夜一过，吉米的热度不断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一会儿后，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他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愤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付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挤满了人。邻居臃肿的意大利妇人、白髯的犹太人和波兰的传教士都站在门边，他们窃窃私语并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叹息。
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对古特吼道：“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 ”在场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
我了解古特此刻的心情。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如果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的将来；如果站到另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并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楚中瑟缩。
古特终于作出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10天10夜，几乎未曾合眼，面容变得枯槁憔悴。吉米总算度过危险期，捡回一条生命，不过真正的故事才刚要开始。
正好在吉米可以下床的那一天，警察逮捕了古特，正是那个意大利裔的老医生告的密。同一天在邻居街坊和我们家引起了一阵少有的骚动，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苍老面孔因愤怒而涨红。隔天这批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上班，大伙全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我们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据我估计大概超过一百个人。古特被传讯时，这些人蜂拥而上，法官坐在法庭高台前，惊讶地望着下面这群奇怪沉默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有罪还是没有罪？”法官问道。在古特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一百多个人齐声喊道：“没有罪� ”
“肃静”法官喝斥道，指着站在古特背后的莫菲说，“你说说看。”
莫菲开始叙述。法官专心听着，并环视着一张张老迈的脸孔。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莫菲在结束时说道：“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保释我们的医生，如果你判他坐牢的话，我们已经凑足了钱，如果他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为拯救一个小孩的生命——而被判罚金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６８块美金了。”
法官面带微笑站起来，举起槌子敲向桌面，“古特先生，您违反法律！”法官说，“原因是为了要遵循另一个更高的律法。我因此判您——无罪！”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场“大审”是1935年1月24日在纽约市第二高等法院开庭的。
来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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