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出了一个大戏叫《好女人与坏女人》。在这个剧本里,对于人性,我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类的灵魂里藏着一个天使,一个魔鬼,有的时候,天使出来;有时,魔鬼出来;有时,天使和魔鬼打架。因此,这人世上没有永远完美的好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坏人。在戏的最后,我祝愿魔鬼少来打扰,天使经常出现。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想到了以上描述,但,这魔鬼指的并不是“非典”,是人性中“恶”的东西。
我们都看到了,在这场人类与“非典”的战斗中,医护人员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显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似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曾经不太可爱的群体一下子变成了最可爱的人。你觉得奇怪吗?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人的灵魂里同时藏着天使和魔鬼的缘故,是人性的复杂性的缘故。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医疗机构里、在医护人员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说得客气一些,称它为不正之风,这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它具有传染性,有的时候,它甚至比“非典”传染还要厉害。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三班倒,一点都不能耽误;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也高,他们的责任也重大,稍有疏忽,就会酿成重大事故,哪怕是错了一味药都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由于体制等诸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收入不高,在经济转型时代,他们要创收,只有在患者身上“想办法”了。有个统计,90%以上的医疗事故纠纷是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的责任。因此患者与他们的矛盾很尖锐。用我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灵魂里的魔鬼出来打扰的次数多了,拜金主义等不好的方面就常常被引发出来。
老子说过:“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辩证的观点。“非典”是瘟疫,它很可怕。或许,它会给人类留下什么后遗症;或许,它还会产生出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变种。毫无疑问,它是祸,它是灾难。但事物总是有两重性的,在灾难当头的时刻,人类灵魂的天使出现了,降落在了医护人员的身上,降落在了民众身上,涌现出了一个全民族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高潮。
在我们的记忆里,常有这样的人出现:日常的生活中,看不出他们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甚至,他们的“毛病”不少,但关键时刻,他们能挺身而出。他们有一种血气之勇,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那种正义感、那种圣洁感、那种同情心、那种爱国心、那种牺牲精神、那种潜存在灵魂里的天使就出现了,并且能赶走魔鬼,留下心灵中的真善美。董存瑞就是这样的呀,在他舍身炸碉堡之前,就是个调皮捣蛋鬼呀。《这里黎明静悄悄》里一群女兵在战前与战斗间隙都有凡人弱点,但同时又有可歌可泣的英雄行动。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戏里的例子。《桃花扇》里有个杨文聪,平常的日子里,一会儿帮助别人干坏事,一会儿帮助别人写扇面做好事,像个帮闲似的、两面倒的、八面玲珑的无聊文人。但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忽然变得那么勇敢、那么真诚。他战死在疆场上,成了英雄,成了最好的人。这个特殊人物看似偶然,其实反映了人性良知未泯,在关键时刻,就闪现出人性光芒。
人性是复杂的,那里面有善良的东西,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也有邪恶的东西,有人说那叫做“人之初,性本恶”。人的善恶集中在人的灵魂中,就看你如何引导他——用善引导他,他就会成为天使;用恶引导他,他就会成为魔鬼。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职业道德,在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抗“非典”战役中,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成了天使,他们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地讲职业道德,他们成了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群。这种精神涌现以后,与之呼应,我们的百姓也以一种非常纯洁的心去敬重他们——医务人员和百姓就有了现在的这种良性的互动。
为什么会忽然间来了这场“非典”?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体遭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却得到了这样的净化?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如果允许我用戏剧和文学的想像: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个什么力量——如果我是在写戏剧那就好办多了,我可以安排它就是外星人干的,他看见这个世界魔鬼太多,天使太少。他想试一试,在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人类身上,看用什么能唤回灵魂中的天使。他想干脆就放一个“魔鬼”吧,让它们“以毒攻毒”,他要看一看“人难当头”的时刻,良知会不会涌现。于是,他放了“非典”,他没想到的是:人类灵魂中的天使都涌现出来了。不正之风的传染停止了,神圣的、纯洁的、高尚的情操传播开来。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对于这场“非典”的侵入,我概括成这样两句话:对生命造成威胁,使灵魂得以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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