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45年的秋天，随美国的第一批占领部队，我再次来到维也纳。我提前三个月来到那里，作为德语口译官，参加一项谈判任务，将那个城市分成四个联军占领区，就像之前在柏林进行过的那样。我的德语很流利，因为我六年前才从柏林移民到美国——在美国我很快就符合条件参了军，服务我的新国家并且为穿上他的军装而自豪。
一个周五晚上，我感到有些思乡，便径自走到维也纳仅存的一座犹太人教堂去做礼拜。那儿有一群人看起来很可怜，大约五十个男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说着口音很重的依地语，所以我猜他们是欧洲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种族原来繁荣兴盛，现在却被摒弃于此并且与世隔绝。瞧见我的美军军装，他们全都围过来欢迎这位来到教堂的友军士兵。他们惊奇的发现，我居然能够用流利的依地语跟他们谈话。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可以判断出自己原先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些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聚集在教堂里是为了寻找是否有人知道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的消息。由于当时没有从奥地利到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民用邮递服务，这种集会就是幸存者们用以打探亲人音信的唯一机会。
一个男人胆怯地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将他的一封短信捎给伦敦的家人，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虽然我知道军邮是不可民用的，但是我又能说写什么哪？这些人，实际上是从一座人间地狱活过来的，他们需要让担心的家人知道他们活下来了。我同意了，于是每个人请我替他们送信。
五十封信比起一封信多得多了：我在迅速思量着。往后退了退，我宣布说下一个周五晚上我还会来过礼拜并且收取短信，这些信要用英语、德语和依地语写好并且信封不能封口。只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我都会用军邮来发送。
第二周我信守诺言，再次来到那个犹太教堂。当我推开门的时候，我惊呆了。那儿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向我冲过来，将信扔给我。信太多了，我不得不请人找了一个箱子来装。接下来我花费了一周的时间对信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里面只包含他们允诺的内容，然后将他们发往世界各地。我觉得棒极了，我知道这也许是那些人的大多数亲戚们第一次得知他们所爱的人在大屠杀的恐怖中幸存了下来。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义举”。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整件事已经从我的脑子里淡去，直到军队里的“信童”突然蹒跚着来到我的办公室，满怀抱着几大袋的包裹。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询问到。地上的包裹来自世界各地，都署名由我——阿诺德·杰尔下士——转交给那些幸存者们。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当天整个傍晚直到深夜，我和沃尔特——也曾是从德国来的一位流亡者，开车穿过维也纳的满街碎石，将邮包投给那些满心惊喜和感激的幸存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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