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北大一学生的余杰,几年来以其文章的犀利及博学,迅速在中国文坛崛起,甚至被冠以新生代「青年思想家」代表人物这样的称号。
即使是余秋雨,也表示自己甚是欣赏余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过这回他很吃惊,因为余杰的枪口指到了他自己身上。
对余秋雨的批判已经见得多了,关于他文革往事的追究似乎最近也频频被人提起,但余杰这篇文章还是十分让人吃惊。其文笔锋之犀利,问题之尖锐,材料之详实颇具说服力。特别是文中披露的大量史料前所未见,提出了让余秋雨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假如说,以前不少文章对于余秋雨在文革中作为的批评还是「犹抱琵琶」,甚至有捕风捉影之嫌,这篇文章则给人以「扯开余秋雨面纱」的感觉。
那么「小余」为何要向「大余」发难呢?
「我的文章不是针对余秋雨本人的,而是想通过他这个个案分析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谈及此文,余杰说。
余杰说自己和最近的一些「批余」者没有关联。「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很早,我大概在半年以前就写了。但完成之后,投到几家报纸都不敢发,所以这次就收到了自己的新书里,作为一篇重头文章。」
余杰评价《余秋雨现象批判》等几本书说,他们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自己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余杰在图书馆中花了大量的精力寻找材料,并研究了文革史。
「文章中有缺憾吗?」记者问他。
「假如有的话,那就是材料搜集还不是很充分,因为当时的写作材料还有很多。」
记者问:「你能保证这些材料全都真实吗?」
余杰说:「文革史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对这个时代很感兴趣,也听了一些这方面研究的意见。而且目前因为这些材料是一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立论是板上钉钉。」
余杰一向笔锋犀利,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劝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驳尽可以严厉一些,但对个人的批评则要考虑到其人和环境的复杂性,不要贪图一时痛快而伤害人。记者问为什么他不听老师的意见,此次依旧对余秋雨如此不留情面。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余杰说,「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批评界风气不好,一方面吹捧太多,另一方面批评总是不点名。我认为不点名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不写。」
不过余杰接着强调,他的文章虽然点名,但是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是针对文本自身的问题,不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纷争」。
「假如说你的文章因为不确实而伤害到余秋雨,你自己有勇气忏悔吗?」
余杰似乎被震动了一下,稍顿,他还是非常自信地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我在史料的钩陈上做的工作是很扎实的,也和一些比较权威的专家有直接的沟通。我想不存在我伤害他的问题,倒是他一直保持的这种姿态伤害了千百万读者和喜欢他的年轻人」。
「假定真地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呢?」记者追问。
「那,我应该会忏悔。」余杰说。他接着讲,自己对人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王小波的评价并不高,但现在通过更多的了解,对他的认识更加全面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假如说余秋雨真是那么怀的话,怎么会稳稳当当在文革结束后还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
余杰笑:「其实这也是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说他是『才子加流氓呢』,就是他在什么政治环境下都『红』。其实这个问题不成立,因为不仅是他,知识界很多热门人物都有相同的经历,包括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而且正是这样的事情让人更气愤」。
「其实我在书中也说了,我不是有意要揪住他的那段历史不放,假如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会妥协,写那些文章。关键在于二十多年之后,文化界还有包括他在内的这么多人不反思,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他们反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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