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这样定义自己：“我跟疯子的区别在于我没有疯。”
在20世纪，达利绝对是一个神采奕奕的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无理性的、色情的、疯狂的、时髦的艺术，当然这个名字还代表奇怪的胡须、瞠目结舌的造型、夸张无比的动作和张扬的口才。达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天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达利，一辈子却保持了只爱一个女人的神话，也许，对于他来说，创造出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才是他一辈子最得意的成就。
在遇到他唯一的女神加拉之前，达利塑造了这样一个自己——
童年的他，因为不愿意被当成是死去的哥哥，而拒绝上学，拒绝知识。6岁的时候他的兴趣是当厨师，7岁则是当拿破仑。
从此，他的雄心壮志一直不停地增长，就像他对各种伟大事物的狂热迷恋一样，包括后来对他唯一的女神加拉的迷恋。22岁的时候，马德里的美术学院给了他一个展示个性的舞台，他不再迷恋那些空泛的头衔，他开始要做独一无二的达利。他逐渐发现，做与众不同的自己胜于重复任何一位伟人。他不断与大众唱反调的欲望和各种荒谬的言行令他很快在学院出了名，但是在艺术家成群的学院保持特立独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夺人眼球，达利别出心裁地花了3个小时，用绘画的油彩和特殊的发网将头发做成了一个唱盘，如果拍打，还会发出金属般的铿锵声。
22岁的达利显然不满足于在小范围内创造惊叹，他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充满稀奇古怪和扭曲变形的绘画赚足了眼球和喝彩，这个阶段的达利已经开始证明没有什么领域是自己不能涉足的，于是他将自己投入到更多的领域中去。只要他的名字一出现，立刻会引起争议，他很满意，这便是他乐意看到的效果。
1929年，25岁的达利遇到了让他一辈子为之疯狂的女人加拉。
当时的达利，在家乡的海滩上为自己不断冒出来的疯狂念头大笑，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携妻子加拉走向了达利。
这一次见面，命运之神将加拉带到了达利身边。
这个异常聪明的俄罗斯女人给了达利无比的震撼，他觉得她宛如布拉曼特的小礼拜堂一样优美动人。达利悄悄地注视着她，她一直都没发觉，但是她身着游泳衣的裸露的背，让达利再一次肯定了，这个女人便是他命中注定的妻子。她简直是为了完成他的梦想而造就的，当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是保罗·艾吕雅的妻子。
当晚，达利与加拉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谈话的结果是，加拉决定留下来，保罗独自黯然离去。
达利和加拉私奔到利加特港的一个小渔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虽然这世外桃源的生活令人陶醉，但它是“世上不毛之地的一块。早晨是充满朝气的阳光，傍晚却是令人心酸的悲哀之感”。也许是因为其特别，达利一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利加特港的风景。
加拉的爱治好了他的歇斯底里，成为达利的创作源泉。聪明的加拉不仅丰富了达利的艺术，还把达利搞得一团糟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她教他如何穿衣服，如何在楼梯上行走时不致每走一步都摔倒，如何识别敌人，如何在吃饭时不往地上扔骨头。加拉知道他软弱无力，把他像牡蛎肉藏进硬壳之中一样，精心保护。
加拉成天同颜料商、古董商、艺术品修复艺人打交道，买画笔、胶水、画布等一切玩意儿，保证达利每天的需要，直到达利将粗陋的画图和烂纸贴满画布，真正着手严肃的绘画为止。加拉劝告达利与所有的艺术流派保持同等距离，保持自己的创作力量，她还像个经纪人一样奔跑于巴黎的各个画廊，为达利讨回画债。一心想发大财的达利经济上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入不敷出，但在加拉的安排下并不感到缺钱花。而当达利把一个“流淌的钟”非常难看地挂在树枝上时，他问她三年后是否会有人还记得这幅《难以消除的记忆》，加拉斩钉截铁地回答：“凡是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它！”
加拉的眼睛有135种颜色，加拉是灵感源泉，加拉是女神，加拉是他绝望、发狂、激动和忧郁发作的唯一见证人——无论是在达利的自传还是日记里，他都在如数家珍地记录自己的“天才”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赞颂这个“我们时代独特的神奇女子”。
1982年，加拉离开人世，达利的创作失去了灵感，健康也每况愈下，如同丧失了羽翼的达利将自己关在一座城堡里，再也没有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七年后，他死于心脏病和呼吸系统并发症。
达利82岁时在巴塞罗那说过：“由于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天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
天才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天才的爱情也值得我们永远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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