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当今的时代看做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不仅知识的分科越来越细,以至于不仅隔行如隔山,即便同行之间有时也会完全听不懂彼此所谈的话题;而且新的知识层出不穷,让人们时时感到自己的无知。尤其是技术知识的突飞猛进,其能力简直不可思议。以往只是神话中才有的顺风耳、千里眼之类的东西,现在借助技术知识,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人既能把人送上月球,又能深入微观世界。可是,人又在不断干着可能在后人看来会是愚不可及的事。人类将最宝贵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用于开发和制造用来屠杀同类的武器,却眼睁睁看着许多人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或看不起病而在死亡线上挣扎;人们爱自己的儿女恨不能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却又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借口让儿女不能享有无忧无虑、健康愉快的童年。类似大大小小的荒唐事,几乎成了今日世界的常态。日益增加的知识,反而使人类越来越远离智慧。 ●世界上不仅有事理,事理之上有情理,情理之上还有天理。一般的科学知识只讲事理,智慧却要三理一起讲。 ●有智慧者决不是一个纯熟的操盘手,更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有原则又有主见的实践者。 ●谋略或计谋是不讲是非,只讲成功,而智慧总是与德性相关,与价值理性为邻。 什么是“智慧”? 按照最新版(2009年)《辞海》的定义,“智慧”是“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这个定义不能说错,但却没有抓住“智慧”的特征。今天的人类并不缺乏“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缺的倒是对此种能力的驾驭和掌控。智慧不是就事论事的认识,而是能洞察一般知识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后果。例如,看到克隆人的技术可能,这只需要生命科学的知识,但看到克隆人对于人类造成的不可设想的伦理后果,则需要智慧的认识与辨析。 世界上其实不仅有事理,事理之上有情理,情理之上还有天理。一般的科学知识只讲事理,只是在事理层面上认识与辨析,却罔顾情理和天理。这在一个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对整个人类世界来说,就有问题了。例如,先污染后治理就是只讲事理,不讲情理和天理的一个典型例子。而智慧却正是要三理一起讲,既要不悖事理,更要重视情理和天理,这才可能有和谐发展、和谐社会。 许多人固然不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却把智慧理解为谋略或计谋,坊间许多大谈商战智慧或别的什么智慧的书,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中国民间,老百姓也往往把诸葛亮看做智慧的化身,把草船借箭和空城计视为他智慧的典型例子。其实就像智慧不等于知识一样,智慧也不等于智谋或谋略。以传统兵法为例,欲擒故纵是谋略,而不战屈人之兵却是智慧。前者需要的是局部的诈术,一种策略性技术;而后者却需要有对战争与和平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理解。前者着眼于当下的局部的成功;后者却不仅考虑到当下的成功,更考虑到当前和长远的根本利益,考虑到事情整体的关系。 “智慧”当然也意味着“判断处理”事物的能力,但同样不是一般技术性意义上的能力,而是在全盘掌握和理解了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之后,从事物的根本利益和原则出发来判断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因此,有智慧者决不是一个纯熟的操盘手,更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有原则又有主见的实践者。中国古代的子产,古希腊的梭伦,就是这样有智慧的政治家。他们搞改革,既不迎合富人,也不取悦穷人,而是从富人与穷人共同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种种举措,一开始似乎两面不讨好,四面树敌,最后却赢得全体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他们的改革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智慧与谋略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智慧具有德性的内涵。谋略或计谋是不讲是非,只讲成功,是一种典型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智慧则不然,智慧总是与德性相关,与价值理性为邻,孔子“知(智)者利仁”一语,已明白揭示了这点。智慧告诉我们,对人类生活从整体上应该如何洞见与把握。这种洞见与把握是建立在对宇宙万物的秩序的认识与自身内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超越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柏拉图的著作《蒂迈欧篇》中,智慧甚至与整个事物的秩序和神圣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它乃是人性加神性的产物。智慧总是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合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计谋或工具理性则纯是为了利用。所以智慧能使人平安长久,而纯任谋略之人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明于小成而昧于大势。 ●古希腊人把智慧叫sophia,它来自一个古埃及词seb’oyet,意为“教诲”。我们的确可把智慧理解为人生之教诲。 ●伟大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说梭伦“一言救了一个国王,而教育了另一个国王”。 ●受智慧驾驭的知识是人类之福;而没有智慧的知识,很可能使人类迷失方向。 如果说知识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客观世界的话,那么智慧的功用更在于帮助我们整体把握人生。古希腊人把智慧叫sophia,它来自一个古埃及词seb’oyet,意为“教诲”。我们的确可把智慧理解为人生之教诲。它要求我们能洞见并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将人生短视地等同于已经得到的身外之物。 古希腊人公认雅典的立法者和改革者梭伦是最有智慧的人。相传在给雅典立法之后为避免各种纷扰,他出海远游,浪迹天涯十年之久,其间受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之邀去访问。克洛索斯在竭力炫耀了自己的财富与奢华后,问梭伦是否知道还有比他更幸福的人。梭伦说他的同胞特洛斯便是,他是一个诚实之人,几个儿子都有名,一生平安,并为国奋不顾身。克洛索斯对梭伦的回答不以为然,又问还有什么人比他更幸福。梭伦说还有克勒奥比斯和比托两兄弟。这两兄弟友爱孝悌,超过一切他人。一次,他们母亲乘的车子被牛耽误了,这两兄弟挽起车轭,把他们的母亲拉到赫拉神庙。但这两兄弟在献祭和宴会后却长眠不醒,光荣死去。克洛索斯听出梭伦根本不把他视为幸福之人,不由大怒。但梭伦却平静地告诉他:“我们的中庸之道给了我们一种智慧,……像这样一种智慧,因为看到人生无常,所以不许我们为了目前的好境而妄自骄矜,或称羡他人在以后还要发生变化的幸运。因为每一个人的将来,都是变化不定的。当神赐予一个人以一生顺境的时候,我们就称那个人是幸福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还活着,还在冒生活中的危险,就宣称他是幸福的人,这就像在一个竞技员还在进行比赛,就宣告他是胜利者,给他戴上荣冠一样,是一种不可靠的、不足凭信的判断。”若干年后,克洛索斯兵败国亡,被绑在柴堆上要被执行火刑时,他大喊三声“梭伦”。打败他的波斯国王居鲁士不知此人临死之时大喊为何,故派人问他。克洛索斯遂将多年前梭伦对他说的话告诉居鲁士,说悔不听梭伦之言。居鲁士比克洛索斯要高明,他听了克洛索斯的话后不但释放了他,还让他安享尊荣,直到老死。伟大的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说梭伦“一言救了一个国王,而教育了另一个国王”。 其实,梭伦在这里表现出的智慧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居安思危”四个字。现代人凭借掌握的科学技术,极尽奢华享乐之能事,以为除了长生不老之外,没有做不到的事,嚣张短视,远过于克洛索斯。如果说克洛索斯还只是对自己的财富沾沾自喜的话,现代人却是陷入对自己知识的迷信。他以为凭借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就可以为所欲为,全不顾对地球的破坏、对环境的糟蹋和对一切生物的伤害;更少想到自然可能的报复和技术的负面效应。今天的人类比克洛索斯更需要智慧,因为一旦人类失败的话,就不能指望还有一个居鲁士这样的胜利者来赦免他了。 受智慧驾驭的知识是人类之福;而没有智慧的知识,很可能使人类迷失方向。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可我们真的比古人更智慧、更幸福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让智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指点我们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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