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笑话:巴黎有个著名的沙龙会所,每周举办两个聚会,一个是大艺术家的,一个是大富商的。大富商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皆是附庸风雅之事,有一天他们天花乱坠一番之后,很好奇地问会所的老板:“艺术家们在这里都谈了些什么?”老板笑答:“他们?自然是谈钱了。”
我很喜欢金庸和沈从文的小说,也喜欢他们小说外的小故事。
金庸刚到香港时,两手空空,靠的是手中一支笔,编副刊,写剧本,辛辛苦苦积蓄了一笔钱,和老同学合办一份报纸,起初惨淡经营了好几年,全靠他写武侠小说支撑,捱生捱死二三十年,报业集团才上市。创业时期最著名的抠门事迹是:才女林燕妮和亦舒要求加稿酬,金庸笑着对林燕妮说:“你花钱如流水,加了马上就花完,不加!”又笑着对亦舒说:“你不乱花钱,加了也没有用,也不加!”等到成了中国以文致富第一人时,气派自是不同凡响。蔡澜讲,有一次金庸请三大才子吃饭,只有四个菜,饱得很,看看菜单,皆是食中极品,买单时好几万块哪,当然饱了。金庸是超级围棋发烧友,曾邀棋圣聂卫平到山顶的豪宅小住,聂卫平乃好蟹之人,有一天晚上,共吃了十几只大闸蟹,从六点吃到十点多,金庸一直陪着谈天,家中有一菲佣发了句牢骚,第二天被金庸不客气地炒了。
沈从文十八岁时从凤凰去北京靠一支笔打天下,有一天,正用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小说。有一中年人来访:“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我还会来看你。”知道沈从文还没吃饭,便邀去附近吃了顿饭,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郁达夫走时,留下一条浅灰色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角几分钱。沈从文伏在桌上哭了起来。此后硬是创出了京派高产作家的大名。汪曾祺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情绪低落,沈从文见了,臭骂一通:“你手中有一支笔啊!怕饿死不成?”又现身说法教导一番。后来汪曾祺也真争气,没丢恩师的脸。
中国文人自古耻于谈钱。标榜“词穷而后工”者,自有其特定环境的道理,但活得很滋润的文人写出好文章的例子也可以举出无数。文无定法,创作的环境也不妨百花齐放。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一批健康的艺术家生活得很滋润。作协与作家签约,可视为文艺市场中的一场平常贸易,褒贬自当由人,而最终的检验标准,却是作家是否创作出无愧于天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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