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必须、也只能面对自己的时代。无论厚古薄今还是现代迷狂，无论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力图戡破时代的玄机。所有的凝思、所有的心跳都是与时代直接对视直接遭遇的结果。柏拉图身边的微风与孔子眼前的逝水并不只有形态的差异，它们唤起的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感受。尽管古希腊智者憧憬的是尚未来到而势所必至的理想之国，中国圣人怀
念的是早已消殒的大同世界，但他们念兹在兹以至生死与之的，依旧是己身所属的时代。我们都是时代之子，时代是每个人终身的襁褓，日月星辰的升沉运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都可能在刹那间触发我们与生俱来最纯粹的惊叹、赞美、敬畏和感恩，但时代的清水浊流将迅即把我们淹没，时代是我们的宿命。
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一种前定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头顶着一颗星辰去践履赋予他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使命。
我们曾经目击过现代焚书坑儒，见证过率兽吃人，领教过内部异族统治的全部伎俩身法，眼睁睁地任凭专制主义奇迹般地脱逃和再生。爱因斯坦、罗素们的毁灭之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徘徊于千万枚热核武器之间，亨廷顿布热津斯基们的文明冲突论几乎瞬息间为基督教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杀所坐实，别斯克的惨剧和冲斥非洲的屠杀……几乎使我们窒息、麻木。
但21世纪最大的人间消息是，在人类集体受难、毁灭的空前危局下，在惨遭蹂躏的大地上，东西方新老暴君纷纷灰飞烟灭，苟延残喘的邪恶势力已难以为继，历史和良知正为人类的不幸、苦难和罪恶设下世界性法庭，经济、贸易、科技全球化进程中人道、自由、民主进军的伟大序幕正在揭开，人类整体觉悟和文明提升正在大规模推进。
以人类和世界的名义，重新审视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使命。中国占人类1/5，这个数量足以迫使我们将中国的祸福置于人类的祸福之中。传播文明、张扬人道、标榜自由、维护人权、推进民主，鼓吹有利于人类彼此接近、理解、尊重和爱戴的一切价值，完全合于中国人的天性和福祉。
在这个吉凶未卜、演变日亟的时代，有一种天命正垂降于我们：以中国的智慧和道德、受难和奋斗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不是世界的异数，而是人类的东方福音。
欲达此天命，我们首先必须重建自己的自性和自信。顾炎武、孙中山、陈寅恪、唐君毅们都反复辩难，一旦自性改为他性，自信变成他信，作为文明意义的中国就已死寂歇绝。“亡天下”的极度恐怖曾经笼罩我们父辈的苍茫暮年和我们懵懂混沌的青春，至今挥之不去。文明犹如河流，其宏阔壮丽的风光总需汇于其主流正脉，中国的大悲剧正在于逆流倒贯，浊浪恣肆，“恢复中华”，恢复中华文明正道乃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恢复文化自性与自信，尚有峻急而辽远的意义。西方普世价值确能保证自由国家和民主社会之间的谅解与和平。但历史的吊诡在于，这种价值还不能在西方和非西方、基督文明与非基督文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达成必须的平衡与和谐。历史更大的奥秘却在于，3000年来隐而不显、备受诟病，以孔、老为矜式的中国文明，神意般地适用于这个礼崩乐坏的当代世界。全球伦理的基石早已预设于东方的哲人心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世界大同”的伟大襟抱与神圣瞩望，似乎就留待给这个混乱、浮嚣而恐怖未销的世界。
东西主流文明的遇合交汇，将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华文明再三飘零畸变后的天命所归，我们寄身其中，已可烛照已可触摸已可推助的时代巨潮。
有一种鸟，常年不飞，常年不鸣；有一种兽，百年不遇，千年一出；有一代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我的同时代人，珍重奋勉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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