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从正史到演义，从戏曲到影视，都把这场规模浩大的古代战争，渲染得丰富多姿，波澜壮阔。赤壁鏖兵是意义重大的战略决战，战争的开端，是孙刘两家的生死存亡；战争的进程是如何以弱胜强；战争的结局，奠定了三分天下各占一方。历史的本身情节就十分生动，又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就更加热闹非凡。像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蒋干盗书、黄盖诈降、诸葛借风、火烧战船、败走华容等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久已深入人心，就连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也都会说：“周瑜打黄盖— 愿打愿挨”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赤壁怀古之作，最著名的便是一诗、一词、一赋。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的名作。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赋都是苏东坡的。虽然是在同一个地方，缅怀同一件事情，但却有着不同的意蕴和情致。比较而言，杜诗写得清丽俊逸，贵在巧思；苏词则写得雄浑豪放，气势磅礴。杜牧完全避开了正面，既不写景也不叙事，而是通过一份战争遗产来引发怀古之情，让人们想到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然后却陡然一转，从反面去假设战争的另一种结局，其妙处尽在于此。咏史不落窠臼，出神奇于百炼，起别趣于寸心，这正是小杜七绝的特点。
苏轼的词写得豪迈壮阔，雄奇无比，把写景、咏史、抒情三者融为一体，从正面着笔直入主题。一开始就以非凡的气魄，极力把时空扩展开来，立刻就展现了一幅雄伟壮观的画面。让人仿佛看到了诗人正兀立岸边，望浩浩之长江，叹悠悠之历史；对巍巍之赤壁，涌翩翩之浮想。他写出了壮丽的景色，惊涛拍岸，飞珠溅雪，汹涌澎湃，气象万千；他写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使雄姿英发的周瑜在他的遥想中出现，如见其音容笑貌；他写出了深沉的感慨，在昂扬激越的词句后面，分明是无奈的苦涩，压抑的情怀。这首词气势之宏大是前无古人的，是苏词及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品，其雄刚超迈足以傲视古今。
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之文体，它始于先秦，盛于汉魏，源远流长，不绝于历代。古赋接近于诗，班固曾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虽然字不分行，但一般都是句式整炼而协韵，有别于诗的是“不歌而诵”，即是不便咏唱的诗。至唐宋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给赋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产生了词情并茂，声韵和谐，骈散揉合，长短错落的文赋，《赤壁赋》即是文赋中的代表性名篇。其构思之精巧、立意之高远、谋篇之严谨、词采之清丽，韵味之隽永、气脉之顺畅，都是卓立古今，罕见其匹的。
还是先让我们进入他的心灵轨迹吧：
“壬戊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赋的开端记述简明，似乎仅为点明时令，说清地点，交待人物而已。看似平淡无奇，却尽得谋篇布局之妙，仿佛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在战斗打响之前的排兵布阵，显示其运筹帷幄之才。你看他安排好赤壁之地，来引发怀古之情；布置下苏子与客，以展开双方的议辩；让微风来增强动感，并将使游兴升华；给秋水赋予重要使命，不单单是环境、情趣的需要，还是后来争辩之议题；他还埋伏下了酒和船，不时在关键之处来接应。就差一个重要角色没有出来，那就是月亮！不过他已经在呼唤了，不是正在诵明月之诗吗？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是品月的高手，谁人不知他的《水调歌头》？果然，随着月的出现，整个情调为之一变。她冉冉升起于东山之上，宛如在协奏曲中，小提琴拉响了明亮的主旋律，她徘徊于斗牛之间，使夜空更显得深邃幽远；她把清冷的光洒向了秋水，使江面更增添空旷茫然。至此，苏轼已经布下了如诗的梦境，以便把情感升华到沸腾的顶点。突然，他又忽发奇想，魔法般地使船缩小，变成一叶芦苇飘浮于万顷之茫然。他把自身缩小正是为了反衬江天的浩瀚，又让风来吹送轻舟，拂荡衣袂，浩浩乎，飘飘然，如梦如烟，怎不让人身心俱醉，晃若登仙？写到这里完成了第一段落，而这仅仅是一个精彩的发端。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寂静的夜，浩渺的江、弥漫的雾气。晚风习习、皓月千里、随轻舟而荡漾的思绪，行文到此，已经是情景相生，意趣皆俱，游乐尽兴，往下还写什么呢？这不已经是一篇很好的游记？不，苏轼的目的远不止此！他以游写景，即景生情，是为了由情入理，然后还要因理而议，并在议论中阐述哲理，揭示主题，这才是他的全部用意。你看，苏子与客对同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一个痛饮放歌，豪情洋溢；一个托声箫管，流露出哀怨与悲戚。那断肠的箫声，文中连用了六种比喻，真是凄凉、悱恻、揪心之极！可是，为什么呢？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话不用别人来问，苏轼自己就首先发问了：“何为其然也？”有问必有答，这很自然地就引出下文，整个第三段落，都是客人在申述悲之由来，他的满腹惆怅，首先是由于吊古伤今，由赤壁联想到曹操，想到他的文治武功，想到他的英雄一世，想到他当年在此的赫赫声威，如今他又在哪里呢？如果仅有这种怀古之叹，来作为悲的由来，那是太不够了！先别忙，这仅是第一层意思，好戏还在后头。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他又在缩小自己了，变成了极平凡的小人物，然后再去和历史上的大人物比较。请看，连英雄豪杰都难免被时光所淹没，像你我这样的等闲之辈就更不值一提了，难道还不可悲吗？这已经不是替古人担忧了，而是联想到自己，在这“无才可去补青天”的王权社会里，纵有鸿鹄之志，又能如何？这应该是他的心里话。这种对比所引伸出的结果，更是叹人生之短暂，羡大自然之永存，他幻想着去与神仙为侣，却拥抱宇宙达到永恒，但绝无实现的可能。愿望破灭了，因此，才托遗响于悲风。到这，那悲的由来才算写够了！这段客之所言给全篇的文势造就了跌宕，形成了波澜，从而逼出了畅谈哲理的第四段，那才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呢。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首先把话题扣紧在水和月上，并以水之川流，月之盈亏，来讲述变与不变之哲理，这正是全篇的题旨。其实，所谓的“客”无非是一种假托，虚拟人物来制造议论的话题，这是中国古赋的传统手法，就像司马相如笔下的子虚、乌有先生一样。他这番“变与不变”的阐述是全文的意脉之所归，早就在这里等着呢！前面的泛舟之乐，箫声悲鸣，客之发议，都是在一步步地往这引，如笋剥壳，如茧抽丝，逐层深化，终于至此，这是多么缜密精湛的艺术构思啊，“立片言以居要”，妙就妙在这里！”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东坡居士的“变与不变”之妙理，还只是思想认识上的旷达，欲解脱精神上的苦闷，还需有行为上的超逸，于是他又以“风月本无价，山水自有情”来劝慰‘客’，应该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寄托，胸襟自会开阔，忘却一切荣辱得失。这实际上是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当时，苏轼正处于仕途逆境，刚刚因为“鸟台诗案”而被捕下狱，险些丢了性命。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仍是待罪之身，限定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官场失意，抱负成空，这是他悲之由来。但另一方面，他在黄州虽躬耕垄亩，处境艰辛，而豪旷不异于往日，常与田父野老交游，在谈笑中将尘俗权贵视如草芥，这是他乐观开朗的性格所决定的。因此，《赤壁赋》中主客的所述的悲观与达观，表露的都是他自己的情怀，假托于主客，无非是在表演一出精彩的自拉自唱。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最后一段的结尾，写得简短精炼，但却在情感上再起波澜，并能关照全局且留下隽永的余味。由于苦闷暂得解脱，故“客喜而笑”，从而完成了全文的由乐而悲、再从悲到喜的情绪转换。由开始的泛舟到最后的枕舟，由月出东山到东方既白，首尾呼应之妥贴，浑然天成。再看那酒杯，从“举酒属客”到“饮酒乐甚”，进而“洗盏更酌”，直至“杯盘狼籍”，好一件贯串道具，正体现了匠心之巧。那最后的一句更有意思，虽然只是平淡地说：“他们躺在船上就睡着了，连天亮都不知道”，但游乐尽兴之意却跃然纸上，还用明说吗？总览全篇则可领悟，东坡文章果然似行云流水，纵横多姿。他那超凡之笔很从容地就达到了化景物为情思，融哲理于诗意，将压抑之情包容于旷达之想，极尽神妙。难怪明代有学者叹服地说：“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推崇之情，无以复加。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的名字是光芒四射的，他不仅文章盖世，还是个诗书画全才。即便是饮食养生之道，他也不比后世的营养专家差。他很崇拜韩愈，称颂韩文公是“文起八代之衰”。但后人评价唐宋八大家时，却有：“诗到苏黄尽”之叹。他的词，一扫晚唐、五代浮艳之风，开创了豪放词派之宗，与辛弃疾之词并称“苏辛体”，在书法方面，他长于行楷，用笔丰腴跌宕，有烂漫之趣，与米芾等合称宋代书法四大名家；他擅长画竹，并喜作怪石枯木，论画主张神似，为文人画之倡导者，“胸有成竹”的典故正是他的名言。在文章、诗、词、书、画五项中，他是全能冠军，多才多艺，历代罕见。
值得称道的是，在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氏一门就占了三个。其父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文章泰斗，在文学史上都有着辉煌地位，一门三杰，传为美谈，清代选编的总集《古文观止》，从先秦到明末，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收了文章二百二十二篇，而苏氏父子竟占了二十四篇，可见他们爷仨的份量。为了对三苏加以区别，他们兄弟俩被人们称为大苏、小苏，其父则被称之为老苏。
尽管苏氏父子名高天下，才冠当时，但居官却均未显达。苏洵仅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县主簿等微职，大小苏兄弟虽同科登第，但仕途都很坎坷，屡遭厄运，几经谪贬，经常处于逆境。苏轼在黄州写《赤壁赋》的时候，正是他最倒霉的时候，生活也较为贫苦，他曾在诗中写道：“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诗中所说的东坡，便是他筑室自居的宅东之土坡，他那永垂后世的雅号——东坡居士，就是这么来的。
历史有时也会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个曾被唐宋两大诗人吟咏过的黄州赤壁，其实并非“三国周郎赤壁”，原来在湖北省境内有几处赤壁，除黄州之外，还有武昌县西南，嘉鱼县东北，蒲圻县西北三处，都叫赤壁，杜牧在四十岁的时候，曾任黄州刺史，他所咏的《赤壁》与苏轼所游之处，是同一个地方，经考证，当年周瑜大破曹兵，火烧战船之处是蒲折西北的长江南岸，对面便是曹操败走的鸟林。苏轼对此也许未必全然不知，所以他词中才特意点明了“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等于宣布了“我是听说的，借以抒怀罢了！”。不过，历史既然造就了名人，名人反过来也能造就历史。真实的赤壁也许只是杀戮的见证，在此已无多大的意义，而苏轼笔下的赤壁，已然是精神的升华，唤起了后人无尽的遐思和感悟，人文的美学价值便在于此。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正式将黄州赤鼻矾定名为“东坡赤壁”，并在那里修了二赋堂等建筑，以纪念那位伟大的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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