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报道 外媒称，2006年，西班牙加的斯人玛丽亚·德尔卡门·博萨达·德拉腊出名了。这位66岁的妇女借助生育手段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从而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最高龄产妇。但是这一纪录并未保持太久。2008年，印度妇女黛维·洛根在70岁高龄时通过试管婴儿首次成为母亲。 据西班牙《趣味》月刊3月号报道，接受这一辅助手段生育对印度50来岁的妇女而言十分普遍，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是没有子嗣被视为污点。这两个例子是一种全世界普遍现象的极端个例。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借助医学手段挑战自然规律，以高龄产妇的身份完成生育，甚至有些是已经进入绝经期的妇女。 数据证明了这一趋势。在美国，官方统计显示从80年代以来35岁以上的女性怀孕生子的人数翻了一番，40岁以上生子的女性人数增长了4倍。在欧洲大陆，西班牙是欧盟国家中仅次于意大利，排名第二位的女性延迟生育最多的国家。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指出，2014年生育的西班牙女性当中有33%的人都超过了35岁。尽管更高年龄分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2000年以来40岁以上女性看产科的人数增长了4%。 过去几十年来，各种家庭计划项目一直都在致力于避免意外怀孕。就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类生命的如此重要的事情做出决断的能力已经影响到了性关系和夫妻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在西方，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到自己有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成员众多的大家族在如今已经基本消失了。人们的子女越来越少，而且生育子女的时间也越来越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要面临各种困难。 要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从生物学角度说，最佳的生育年龄恰好也是人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职业生涯或享受生活的时候。这时的选择可能会对今后都造成影响。没有人能从严格的科学角度解释，生育能力是如何走下坡路的。人们只知道事实确实如此，但至于影响因素却有很多：年龄、健康状况、性格、性生活频率等。当谈到女性生育问题时，最常被引用的调查是，35岁至39岁女性当中，每3人中有1人虽然经过了1年以上的努力尝试，但仍无法怀孕。 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亨利·勒里东一直在试图证明，辅助生育技术是否可以遏制因推迟生育而导致的生育率下滑。 勒里东在他200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中坚定地指出，“即便我们轻松看待这一研究中的某些方面，但不争的事实是辅助生育技术依旧无法弥补因年龄造成的生育能力的丧失”。但是，这位法国科学家的研究中有一个弱点，他建立的研究模式是以1670年至1830年的数据为基础。在此期间，女性从30岁开始逐渐越来越少地生育确是事实，但也要考虑到那时没有抗生素，更没有先进的医护手段。在这样一个与现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中，或许最常见的避孕方式就是少发生性关系，从而降低生育率，但并不代表人的生育能力下降了。 产科医院公布的数据在有关生育能力下降及其原因的讨论中更有说服力。西班牙辅助生育技术学会指出，女性越年轻，人工授精后就更容易受孕。但是，这也是相对的情况，因为还要考虑到因本身生育问题而接受这种治疗的夫妻，他们生殖能力不属于普遍现象。此外，西班牙生殖生物学研究学会指出，西班牙每年大约只有1.6万名婴儿是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出生的，占全年新生婴儿的比例仅为4%。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生殖生物学教授玛丽·赫伯特认为，没有必要延迟生育。她历经20年对生殖老龄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卵子数量的减少是不可逆的过程。“女性出生时就注定这一生有将近200万个卵子，这一数量逐月减少，直到进入绝经期。而且年龄造成的改变不仅仅会影响卵子的数量，还有质量。”赫伯特说。 赫伯特认为，期待着通过辅助生育技术来延长理想的生育期是错误的想法。此外她也认为现在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冷冻卵子技术也不能保证健康的生育，更何况成本还很高昂。她指出，延迟生育会增加患染色体三倍体症的几率。这是一种因为遗传基因失调而引起的染色体倍性现象，以致身体细胞分裂时，某一对染色体得到了三条，而不是正常的两条。数据显示，2008年英国出生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新生儿中，父母年龄超过35岁的比例超过了 65%。这个问题不仅限于英国，美国医疗当局指出，出生就带有这一遗传紊乱症状的婴儿在高龄妈妈身上发生的几率是其他妈妈的5倍。 整合素的减少会导致姐妹染色半体的过早分裂，这会导致染色体排列出现异常和错误分裂。赫伯特指出，“从某个年龄段开始，实验小鼠体内整合素的浓度就会降低，以至于不足以稳定染色半体。它们会出现遗传紊乱问题，如非整倍性和三倍体症等”。此外，“整合素在染色体分离与女性衰老的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有生育能力的头十几年，年轻的卵子都是健康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整合素开始减少，于是造成了排卵的不稳定”。赫伯特的意思十分明确：要孩子最好趁早。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家肯尼思·罗思曼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不同看法。 罗思曼研究了2820位各年龄段不存在生育能力问题的女性生育能力的自然减弱问题。他指出，“生育能力的确随着年龄增长在减弱，但时间并非主要因素。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比如这位女性是否已经是母亲”。他收集的数据显示，在 20至34岁年龄组，她们怀孕的可能性为84%，到35岁至40岁年龄组，可能性降低为78%。 心理因素也是延迟怀孕的原因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项调查揭示，一些40岁以后通过辅助生育技术生子的女性指出她们的决定是对的。这些夫妻感到她们在要孩子这个问题上更加有准备，不会紧张，并且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美国休斯顿大学女性研究项目负责人伊丽莎白·格雷戈里也认为，高龄妈妈其实拥有更稳定的情绪，对怀孕分娩和教育孩子做好了更多的准备，而且通常她们已经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南加州大学生育专家理查德·保尔森的调查则指出，高龄妈妈面临更少的做父母的压力，她们完整的心理素质，比起年轻妈妈来说她们也不会感到更加的辛苦。 报道称，高龄生子还可能延长母亲的预期寿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用20年时间研究了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以确定哪些因素让他们长寿，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能如此高质量地老去。研究发现，40岁以后生子的女性过百岁的可能性提高了4倍。“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的负责人托马斯·珀尔斯认为，“她们的生殖系统处于完美状态可以证明，她们体内的其他器官也运行良好。我们并不排除与子女生活可以有助于延长寿命的可能”。 试管婴儿似乎也不会对出生婴儿造成损害。2008年，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比较了423名年轻人的学习成绩，以确认3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成熟的生殖技术是否会对认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研究的结论是，试管婴儿的学习成绩与其他学生的成绩持平或者更优秀。如果他们的母亲是高龄产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将会更加关注。 另一个与高龄产子有关的问题是将孩子留给陌生人照料是否会给孩子造成影响。很少有夫妻能接受一方不去工作这种模式，而在西班牙通常来承担照顾新生儿任务的祖父母或许又因为年龄太大而无法提供实质的帮助。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适应过程。父母深知这是一段艰难时期，但同时又会认为这样有益于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90年代末，加拿大魁北克省为接收5岁以下幼童入园的幼儿园提供补贴，以帮助母亲重返职场。这项措施受到了极大欢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指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可以用来研究的数据库，让我们有机会对幼儿园对幼童的影响进行研究”。 格鲁伯和他在加拿大的同行在此后的10年间一直对政府的这一政策进行追踪分析。他们对大部分时间都在幼儿园度过的孩子的行为认知和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特别是对幼童。格鲁伯指出，“从很小开始就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的幼童更会有活动亢进的表现，他们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带有攻击性，更容易生病，和父母的关系也会恶化”。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对2000个家庭的母子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2岁以前与母亲至少分开过一周的孩子到3到5岁时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和攻击性。“亲子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如果这一关系被打断，就会对社会情绪，或许还有认知造成影响。”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金伯利·霍华德说。 当谈到生育问题时，几乎所有分析都将重点放在女性身上。很少有研究指出，其实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在随着时间而减弱的。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父亲的年龄可能与孩子的一些疾病有关，比如孤独症、亚伯氏症和侏儒症等。但是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来了解哪些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影响。人们还不知道调节和制约生殖能力的具体过程，以及延迟生育将会带来的后果。从生物学角度说，繁衍后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必然命运。现在，这一命运是否面临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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