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西兰新闻·旅游·生活·资讯大全。新西兰房地产。Information network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tudy and Living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Properties.
 
 

当前位置: 首页 > 健康频道 > 日常保健

男子患抑郁症18年:那种痛苦说不出 绝望想死(图)

   人气: 2478    日期: 2016/3/28




杨思明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2016年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饭厅里,两名郁友正在跳舞,边上一名抑郁患者一直默默落泪。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数字令人惊心: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在2020年跃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仅次于冠心病。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公开资料中,有关症状的描述为“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身体功能差,影响劳动力”。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答案都是“不知道”。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他和剥洋葱说。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和剥洋葱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小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23岁,家境优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学读书。

  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大学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小颖的父亲慌了手脚,每天不止看一位医生。做心理测试、看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小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

  小颖一天吃数十粒西药,再喝30多包药草混成的中药。家人甚至让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就是想吐,一吃东西就吐。”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极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还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去年9月,躁郁症复发,石浩砸了两个手机,和警察对峙,在医院里闹跳楼,他被父亲送进了安定医院,双手双脚用绷带紧紧捆绑着,嘴上还不闲着,想找人对峙开骂。

  出院后,他服用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会主动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9年间,石浩换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郁症发作而中断。他不再是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的骄傲。

  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和剥洋葱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运城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事实上,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中国的数据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讳莫如深、谈之色变。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同行的记者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来拍温室大棚里做农活儿的”。

  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级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2016年春节,石浩被催婚了。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捱过。

  小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她和剥洋葱说。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来源: 新京报


手机版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在澳纽网上发表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仅供参考,澳纽网对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一篇:极端愤怒无法控制自己?可能是大脑感染弓形虫(组图)
下一篇: 未来生殖无需性生活?皮肤造人20年内或可实现(图)


[健康文章搜索]


新西兰房地产,新西兰华人中介

 
  © 2024 澳纽网
关于本站 - 联系我们 - 意见反馈 - 广告服务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