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尽管上述李白搁笔长叹的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细想开去，此传说本身实在内含丰富真谛。

名楼题诗，自古就有争高下的意味。当时若以崔颢的风评（崔被认为“有俊才，无士行”）来看，一般人会忽视或以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崔颢的〈黄鹤楼〉诗，自大者还会动笔再写一首并在诗中以数落来压倒崔颢；而当时李白，一代“诗仙”，名声显赫，却能读后自叹弗如而罢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内行懂得欣赏，更因为具有虚心、坦率和服善精神。这真是文学史上一件美谈。

这件美谈还有下文。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黄鹤楼，十六次为它吟诵。如上文说过，在他总共只写过的十首七律中，有两首是模仿崔颢〈黄鹤楼〉之作。第一首〈鹦鹉洲〉作於流放夜郎、途经江夏之时，那时李白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如此的年龄，如此的处境，尚留心於模仿他人的作品，实在可为万世楷模。

可惜〈鹦鹉洲〉并不成功。但是，约一年后，李白在重新登上金陵凤凰台的时候，又一次产生仿效崔颢、超越崔颢的想法，於是便认真写下了有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此诗，和崔颢的〈黄鹤楼〉诗比照，在内容上、意象上、结构上、遣词造句上，甚至音韵格律上都有很多相似点。例如，也是前四句写怀古之思而引出今昔兴亡的感慨，后四句由当前的开阔的景色进而写浮云蔽日望帝乡而不见之情，由时间空间之无穷拓展步步逼向“愁”的主题，既有虚与实的对照，也有常与无常的比论，灵禽选的是凤凰，同样的长江，有云也有日，都是生发愁情。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用韵相同，而且最后两次押韵连用字也一样，甚至同样用“使人愁”三字结尾。

从李白此诗的写成来看，难度显然要比崔颢的〈黄鹤楼〉大得多，因为崔诗在前，把意思都设死了。所以有人认为，从这两首诗立意的原创性去看，李白是不如崔颢的。除了模仿之作一般很难超越原作的原因之外，有一点是崔颢在诗中很成功地运用了“水”这个意象。白云、树、水中的小岛、烟波浩淼的水面，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船上的游子，所描写的意象非常鲜明集中，它们一起把江水的意象综合丰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之相比，李诗一会是吴宫，一会是古墓，一会是山景，一会又是江面，接下来又突然跳跃到对政治失意的感慨，意象之间似乎没有逻辑的联系，显得随意而散乱。最重要的是，如上节所说，崔诗由登临而引发怀乡之情，不过是第一层的、显露的意思，隐藏在诗中深处的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崔诗的这种深层的意旨，无疑很难企及。

但是，也有人认为，李诗已经赶上了崔诗，有几处还有所超越。崔诗的前四句，只是说仙、鹤已去，楼、云仍在，律诗一共才八句，如此花费一半的篇幅来反复说明此意实在有点松散，不太合算，而李诗却只用开头两句便将类似意思说完，从而腾出三、四句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五、六句，虽仍效崔诗，用以写凤凰台所见的特有风光，但却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又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视野开阔，用语俏皮，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所以此联的写景又比崔诗略高一筹。尾联两句，也仿效崔诗抒发感慨，但李诗却是比喻朝廷奸臣当道，贤者不得重用，那就是家国之愁了，可谓另有深意。

两种评价，各有道理，但其中某些说法亦有偏颇之嫌。前人多似认为崔颢、李白这两首诗难分高下——“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方回，《瀛奎律髓》）。窃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妥当，虽然由于个人志趣，内心深处也许更赞叹崔诗。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楼诗赋灿若星河。仅唐宋两朝，就有十三位名士吟咏之，除崔、李外，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贾岛、顾况、宋之问、岳飞、陆游、范大成等登楼吟诗。而崔颢、李白这一诗坛佳话，自然使黄鹤楼的名气更加显赫，正所谓：“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

七

滕王阁之所以享有巨大名声，当然离不开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

试想象当年“三尺微命”王勃作序的盛况吧。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从山西远道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父，九月九日重阳节，途过洪都（今江西南昌）。时都督阎伯屿新修膝王阁落成，正大会宾客，并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此时，“勃至入谒……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这是《唐才子传》所叙。另又有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五）更详细生动的记载：

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盂学土者为之，已宿构矣。乃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王勃面对萍水相逢的宾客，又明显有拂主人之意，却能从容不迫，当众挥毫，宛如妙手偶得，写出〈滕王阁序〉这篇绝妙美文，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才气！

在王勃之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有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人们评说，王羲之深沉，李白豪放不羁，各自均在其序文鲜明表现，而王勃此序则是郁愤流露。统观全文，构思精绝，雍容华贵，一气呵成，且又纵横交错，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低回反复，步步递进，既抒发时乖命蹇之感叹，亦表达渴望用世之抱负和强自振作之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织、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正是此序动人之处。

〈滕王阁序〉是一篇骈体美文。梁元帝萧绎对“文”有一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笔者青少年读书时，社会主流意识把骈体否定得几乎一钱不值，这显然是不公允的。如论者所言，这篇骈体美文全用“骈四俪六”句法，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抑扬有致，读来颇有“宫徵靡曼，唇吻遒会”之感。文中佳词丽句迭出，文情并茂，可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有夸饰而不失实，用典多而无晦涩之病，是谓“绮縠纷披”。文中对警句的提炼，方式灵活，不拘一格，有的是直接概括，有的是语句表面矛盾而意思连贯，有的是把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从而造成独特的意境。赋事意谐境切，用典推陈出新，历史地理底蕴深厚，人情风物境况通晓，这一切，融会成文，谋篇老到，仅此一序，便可识年纪轻轻的王勃的世之罕见的学养。

〈滕王阁序〉以骈体描写景物，令众论者击节叹赏。其文笔瑰丽，手法灵活多变，以或浓或淡、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声有色的画面，把秋日风光描绘得神采飞动，体现了相当高的美学特征。如表现色彩变化之美，只一句“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便“写尽九月之景”。如表现远近变化之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落霞自天而下，孤鹜自下而上，故曰齐飞；秋水碧而连天，长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水天相接，动静相映，意境浑融，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美妙画面。在表现虚实相衬之美上，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四句，凭借听觉联想，实写虚写，相互谐调，相互映衬，传达远方景观，极尽铺叙写景之能事……

〈滕王阁序〉字字珠玑，句句生辉，章章华彩，实已证明流芳百世；正因王勃此序，滕王阁光辉四射，波耀千秋，更富有文化蕴含。难怪韩愈情不自禁地称赞说：“江南多临观之美，滕王阁独为第一。”（〈新修滕王阁记〉）

八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自幼天生聪颖，悟性过人，又勤奋好学，如时人所公认，实为早熟的神童。他六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撰《指瑕》十卷，指出书中的过失；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悬然天得，自符昔训”。麟德三年（公元666年），经右相刘祥道表荐于朝，王勃应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的官职，是年仅十四岁，尚为少年。

天才习惯也特别。所谓“腹稿”的典故，就是王勃创下来的。古籍如《新唐书》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可知这位初唐四杰之首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

所以，古今论者都爱说，滕王阁遇上如此一个青年才子，作成〈滕王阁序〉，仿佛是天意，是神助，这样的天才杰作，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滕王阁遇上了，这不仅是滕王阁之大幸，也是中华文化之大幸。应合这样强烈的“神奇”色彩，便有这样一个神话：

话说那天，王勃乘船经赣皖边界彭泽县时，突然遭遇狂风暴雨，不得不抛锚于马当山庙下。王勃在庙内见到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见面便说：“明日重阳，滕王阁有高会求贤文，你如能赴宴作文，定当名扬天下。”王勃十分为难：“此地距滕王阁八百里，一夜之时如何能到？恕难从命。”老者一笑，道：“无需多虑，你只管上船，我当助你清风一帆，使你明天一早赶到洪都。”王勃将信将疑上了船，只听到老人朗朗而笑。倾刻间，王勃便觉得祥云漂渺，瑞气升腾，脚底下的船像离弦之箭直往鄱阳湖方向射去，果然于重阳抵达滕王阁……

〈滕王阁序〉能诞生，还多亏“人助”，或者更正确地说，幸亏避过“人阻”。洪州都督阎伯屿请宾朋即席著文，原想制造机会让女婿崭露头角，只不过走个过场罢了。他一呼百诺的人物，谁不仰承他的鼻息？幸而他算有学识，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能“暗自吃惊”、“拍案叫绝”。更幸好他的慧眼强过私心。他如果不以质论文，稍有偏私，便完全有可能把王勃的杰作弃之如敝屣。或者我们还要感谢阎都督的手下即今时所谓秘书或办事员之类的。这些人眼尖手快，最善于察言观色领会主子意图。假如当时走出一两个，对王勃一声喝叱，说些什么“你一介小生，怎敢如此狂放大胆，毫无谦恭之礼”之类的话，王勃首先就连下笔写几个字的机会也没有了。

不过，王勃的仕途，以至整个人生，却不像写作〈滕王阁序〉那样春风得意，登峰造极。相反，他最后竟以悲剧终其短短的一生，死时只得二十六、七岁，或说二十八、九岁。

当年，王勃写完〈滕王阁序〉后，继续踏上探望父亲的旅程，不幸在渡海赴交趾途中溺水受惊而亡。也有人说他自忖无颜见父，慨然蹈海自尽。此说的根据是，王勃先因一篇《檄英王鸡》游戏文章，被唐高宗逐出沛王府；后来在虢州任职参军期间，又犯了死罪，虽幸遇大赦，没被处死，但仕途就此完结，也连累了父亲。

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王勃“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据查竟与他的旷世奇才有关。他恃才傲物，年少轻狂，不与世俗的一些“游戏规则”融合，为上下左右所嫉恨。前几年有一部在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电视电影片奖的作品《王勃之死》，就试图阐释这样的一个命题：性格造就了王勃命运的必然性。

如此宿命，实在令人黯然神伤。那天，我一踏入滕王阁，就自然而然屏住呼吸，默然追思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追怀他最后的、竟然与一千几百年之后的我有点关系的足迹。那年，王勃离开江西后，便穿越福建进入广东。十一月，到达我的祖籍地广州。在那里他曾为当地一位才女所撰的《魕鉴图铭》作序，又受宝轮法师托请，写了不出数月便成了绝笔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由于这些文化活动，山西人王勃竟在今天的广州入选岭南的先贤。王勃离开广州后继续探父旅途，到了我的出生地合浦郡，接着经过我儿童和少年求学时住了十三年的钦州进入我当时曾经周游过的防城。他于防城江下船出海，海对面就是交趾……

天妒英才，花雨飘零！王勃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流星般地划过中华文学的星光璀璨的夜空。逝者已矣，思者永伤。人说人生无非是一次远行，文章也是，看谁走得更高更远，看谁能超越有限的生命。只是，残酷而又无奈的是，人们永远只能从零开始，后来者永远无法接着前人的高度继续向上攀登。这是文学的悲痛，也是文学的魅力。

那天，在滕王阁，我听到了，从冥远处飘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细听之下，竟是我早已逝去的母亲的声音。幼时常听母亲用保留众多古音的广州话相当动情地朗诵〈滕王阁序〉，隔了五十多年，不敢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