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研究中国的专家们竞相预言天安门屠杀的历史后果，谁也没有想象到这个悲剧竟然带来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的新生——由一群天安门事件后的放逐者所领导的新生。也许他们的名字尚未为大众熟悉，但这些艺术家的确值得注意，他们正在改变澳洲艺术的面貌。”

——澳洲著名艺评家、前国立美术馆澳大利亚艺术部主任强‧麦克唐纳

（John McDonal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ustri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gazine, December 2002）

沈嘉蔚是一位“技巧高超、智力聪敏的画家，他以富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处理他的历史题材，使到每一幅画都成为令人眩惑的杰作”。

——强‧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 “Celebrating History: Popular Image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ustrialian Financial Review, 3 October 2002）

“沈嘉蔚欲与油画传统的古代大师一比高低……在当代艺术家中间，他是罕见的一位，同时具备技术造诣与知识框架来作此努力。”

——澳洲著名作家和艺术批评家、前澳洲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思博士（Nicholas Jose, “Introduction”, Zai-Jian Revolution Catalogue, September, 2002）

前面所引述的评论也许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

但沈嘉蔚这位华裔画家，的确为澳洲当地不少美术界人士所欣赏、所重视。

这位画家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出生，文革爆发时高中毕业，高考取消，大学关门，就此失去读美术学院的机会。他最初的绘画训练来自文革后期大画毛主席像，搞各种英雄事迹展览，积下一点经验，一九八二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一九八九年，沈嘉蔚移居澳洲，多次参展，获得各种大奖，并曾连续七次入围澳洲最负盛名的肖像画“阿基鲍尔特奖”。一九九五年，他创作的一幅大型油画《澳大利亚的玛丽. 麦格洛普》荣获澳洲政府与教会联合设立的“玛丽. 麦格洛普艺术奖”一等奖，并非常荣幸地在全世界众多媒体的注视下、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手上接过奖状。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雪梨市中心一间称为“4A” 的专业画廊，沈嘉蔚题为“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开幕，又一次引起轰动。

画展开幕当晚，新州州立美术馆馆长埃德蒙德‧卡彭亲临致词。“4A”画廊第一任艺术指导玛莉萨‧朱（现为纽约中华文化中心艺术指导）也是沈嘉蔚的一位欣赏者。早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她在一个联展中看到沈嘉蔚刚从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运回的旧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后，便向沈提出举办回顾展的建议。澳洲著名艺评家、前国立美术馆澳大利亚艺术部主任强‧麦克唐纳更是主流艺评人中最为关注与推崇沈嘉蔚创作的一位。七、八年来，他已多次在评论中对沈嘉蔚的作品给予好评，对沈嘉蔚近期尤其这一年来的创作更是衷心喜爱。另外，还有澳洲著名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曾任澳洲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对中国艺术相当了解的周思博士。他专门为是次画展写了前言。即使某些艺评家，例如布鲁斯‧詹姆斯，对沈嘉蔚比较苛刻，但也承认“再见革命”是一次重要的画展，沈嘉蔚是一个“前景极好”的艺术家（Bruce James, “Artist With Awesome Promise Must Escape The Mosh Pi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 Oct. 2002）。

也许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沈嘉蔚的绘画技巧，我们注意到的一点是，从一九七二年初春沈嘉蔚完成他第一件成功的创作性绘画作品《初尝完达雪》到二零零二举办“再见革命”画展，恰好三十周年。这期间，中国以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沈嘉蔚本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沈嘉蔚的画展可以让我们审视、体会这些变化。这是一个彻底的主题性展览，主题是： “ZAI-JIAN REVOLUTION”——“再见革命”。英文展名保持“再见”的汉语拼音，画家的用意很明显。这是因为中文“再见”有二解，一解为“farewell”（告别），一解为“to meet again”（重逢）。第一解是表达画家本人（可能也包括绝大部分观众，无论是欧裔还是华裔）不欲在此生再碰到一场革命的心情；第二解是指观众在此画展里通过画家的文革作品与反思文革作品而“重逢”这场革命。

沈嘉蔚强调，他在中国的时候，他首先要做一名革命者而不是一名画家；而今天在澳大利亚，他首先要做的也不是一名画家而是一名思考者。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沈嘉蔚今年五十多岁了。他现在醉心于历史画，醉心于历史，醉心于历史中的革命研究。对于一个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华人，对于一个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熏陶中成长的人，对于一个曾经投身到当时称之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沈嘉蔚身上有太多的历史积沉；他显然企图释放出什么。

沈嘉蔚的早期画作：革命者的真诚

这次展出的文革作品有四件，《初尝完达雪》、《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北大荒人》和《过雪山》（原名《曙光在前》）。

沈嘉蔚在文革时画的油画大多失落了，《初尝完达雪》这一幅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佳木斯农垦总局（原沈嘉蔚所在的兵团总部）的仓库里一放二十八年，直至前年沈当年的老领导、著名版画家郝伯义先生退休前夕发现此画，才设法寄还给他。

另一幅沈嘉蔚在文革时画的而且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油画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幅一九七四年的作品是沈嘉蔚的成名作。由于它成千上万地被印发到全国各地并被各种宣传媒体反复介绍、赞扬，七十年代后期学油画的年青人几乎人人知道这幅画与作者姓名。二十年过去，它的名气更大了。作为《中华艺术五千年》大型回顾展里文革艺术的代表之一，它应邀在美国纽约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馆展出，此展使它确立起在国际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这幅画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沈嘉蔚打趣地说这要感谢江青：因为她的失势并成为阶下囚，中国美术馆随后把一些受她表扬的画从收藏中剔除出来。虽然因此这幅画曾落到几乎毁灭的地步，但最终被他修复，现在成为他最值钱的收藏。

关于这幅画当时能如此出名，沈嘉蔚也应该“感谢”江青。没有她的停下来几分钟，说了一句话，这幅画在当时也不会大量印刷发行，那么也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不过，沈嘉蔚补充道，江青能为这幅画所吸引而停下来细看，“只能说明是我的画画得好，才吸引她驻足的。”事实上，江青不就是一个普通观众嘛（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参展的全国美展上，江青表扬的画有十二幅）。

沈嘉蔚这些早期画作为布鲁斯‧詹姆斯所欣赏，认为它们“更加真诚，感受性更强”。虽然“更加”这个副词可能不为许多人认同，作为一位澳大利亚艺评家，詹姆斯亦算作出一种敏锐的观察。

不过，如果人们还记得文革时期著名的革命历史画如《毛主席去安源》和《伟大的会师》（描绘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及不但文革时期还包括文革以前及以后的种种事件，就可知道既要当“革命者”又要保持“真诚”并非易事。

《初尝完达雪》这画其实就是沈嘉蔚自画象。但在当时入画的必须是英雄人物，画自画象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沈嘉蔚这幅画里的主人公换成另外一张脸。这画画的是此前一年沈嘉蔚在完达山里伐木的生活体验。当时他跟着一位前第二野战军的老兵担任打枝叉的任务，因为好出汗，一干活内衣湿透，口中干渴难忍，便大口吃雪。山中积雪两尺深，扒开面上冰壳，内中白雪十分干凈，因此吃雪实为乐事。想到从小读课本赞志愿军在朝鲜一把炒面一把雪，今天自己吃雪不正是继承革命传统吗？遂有此作。

《初尝完达雪》如此贴近真实生活，使它在今日读来，也能感受其真诚；但在当时这是它的短处而非长处。因为当时一切以样板戏“高于生活”为原则，此画没有拔高，因此被当时上级领导（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科科长）批评为小资味的“风花雪月”，还批评背景的白桦林象苏联。因此此画只在沈阳军区展出，没有被选中参加全国美展。

至于《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幅画在当时当然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从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边境军事冲突，甚至苏联领导还计划要对中国核设施动用“外科手术”。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于是沈嘉蔚等人被派到乌苏里江边中苏边境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沈嘉蔚在一个哨所上着实忙碌了好多个小时，甚至引起了对岸苏方的注意。不过，沈嘉蔚指出，这幅画可以说是爱国主义作品而绝不是反苏作品。

从艺术上来说，更重要的是，沈嘉蔚如此真诚地投入他所描绘的对象中去，以至他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在心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了。画中，警戒的军人形象从他们哨位的阴影里粗旷地呈现，与画面下部安稳地蛰伏在光亮的白色烟雾之中的城镇相映成趣。细心的观众还感受到哨所的坚实与哨所周围空间令人眩晕的无实质性所形成的反差——这种反差的效果深刻而且奇特，可以无穷回味。还有，哨所梯级和栏杆的细节以及两个军人的脸部表情，也增加了此画的审美价值。

这幅画在构图上虽然非常符合样板戏“三突出”原则（后来沈嘉蔚写创作体会时也利用这一点过关），但沈嘉蔚对当时流行的画风极看不上，心目中的样板是苏联油画与陈逸飞等人的上海油雕室风格，因此画得与文革同期作品很不同，以至此画在展出前，在当时全国最高美术“战线”负责人王曼恬命令下，沈嘉蔚精心绘制的两张脸被改画组画家改动了（现在的展品经过一九九七年修复，沈已将改动的脸部复原）。

历史一页页地翻。就在江青表扬《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那一年，作为一个真诚的革命者的沈嘉蔚已对当时的革命不那么真诚了。那时他们原红卫兵们已看不起江青。当四人帮被捕正式传达之后，沈嘉蔚和大家立即上街游行。当时他才发现自己还有几分漫画才能，画了多少四人帮的漫画都记不清了。

但是，沈嘉蔚这种因形势突变而高兴得忘乎所以的心情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一系列打击让他重新冷静下来思考，知道中国的事情不是抓了一个或几个江青便可以一下子改变的。

沈嘉蔚在此次展出他特别为了配合展览而在今年画的《自传》系列三幅自画像《1967》、《1972》与《1977》。三幅自画像记录他在文革三个不同的时间三种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一九六七年，他戴着红袖章，拿着冲锋枪，闭着双眼，甚么都不看。一九七二年，他将自己密封在厚实的绵帽和军大衣中，戴着手套口罩，不听也不说。这两幅画的背景是大幅毛泽东像，分别各占一半。一九七七年，他终于睁开了双眼，张开了嘴。但是，虽然他胸前戴着立功的红花，站在人民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看着远方，他大半脸部还是在阴影之中，表情迟缓甚至沉重、无奈和麻木。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结束于一九七六年；但在沈嘉蔚看来，文革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结束。

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嘉蔚也经历到真诚的困难。例如，他在一九八七年创作《红星照耀中国》和在一九八八年创作《宽容》（《红星照耀中国》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宽容》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近代史展厅，改名为《北大钟声》。这两幅大型历史画印在“再见革命”画展目录里）时，就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为了真实地再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里一百二十多位人物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启蒙运动中十六位知识精英，为了不至于难产，沈嘉蔚不得不躲藏起来秘密作画。不过这时候的沈嘉蔚，早已经不是当时中国标准意义上的革命者了。

《1966北京吉普》：沈嘉蔚所理解的文革的本质与过程

又过了好长一段岁月，沈嘉蔚已经移居澳大利亚而且在这个政治制度上也被称之为西方的国家生活了十多个年头。

沈嘉蔚继续思考中国的事情。作为一个画家，他的思考特别表现在他的历史画创作中。

从二零零一年年中至今年年中这整一年时间，是沈嘉蔚的历史画自由创作的高产期。他除了为直接配合“再见革命”展览画了《自传》系列的三幅自画像《1967》、《1972》与《1977》之外，还完成了汽车系列中的两幅：《1907奈皮埃》与《1966北京吉普》，并完成了大场面的《第三世界》与《1972年步辇图》（作为主系列《后千年圣约》的第三、四幅）。

沈嘉蔚还在一九九九年完成两幅慈禧太后与汽车的创作（均名为《猜猜谁为老佛爷驾车》）。他在收集汽车画册资料时，忽然想到汽车实为二十世纪象征之物，大可以汽车作为载体勾勒二十世纪历史——这便开始了《汽车上的领袖》之构思。为了“再见革命”画展，沈嘉蔚先画出《1966北京吉普》（此画完成时觉得色彩技术上有缺陷，于是又重画了一幅变体，增加了一些符号，在“再见革命”展中展出。原作则交雷‧休斯画廊展出）。

对于文革的一切，沈嘉蔚本已深恶痛绝，亦无表现此一题材之计划，以至在历次迁移乃至去国期间，扔掉了不少原始资料。但深刻的历史记忆已经牢牢地埋藏在灵魂某处平时不易探知的地方，一经灵感激发，便准确地活生起来，甚至年代越久，呈现得越为本质。以北京吉普作为一种载体表现一九六六年中国那种残酷恐怖而又荒诞诡谲的政治风云可真为画家神来之笔。北京吉普初次出现正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里，它从美国吉普和苏联吉斯的原型发展出来，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招牌。在紫禁城大红门的铜钉背景下，这辆北京吉普四轮染有受难者血迹，车头赫然现出初升旭日与海水波纹（封建帝王龙袍上的标准图样），车身则以锦绣江山装饰（取自北京名画《千里江山图》），沈嘉蔚将真实的汽车转化为一个隐喻，即把传统封建主义打造成为一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战车。文革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军国化。此车便成为国家的象征。

北京吉普上最中心的伟大人物当然是毛泽东。他身穿著名的睡袍，臂缠红卫兵袖章，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向画外狂呼万岁的红卫兵及各色革命群众挥手致答；他的眼神，他的嘴角，流露出鄙视一切、漠视一切的心态。毛身后为其左右打手江青和康生。周恩来作为忍辱负重的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被沈嘉蔚派上司机角色，小心翼翼，也忧心忡忡地为伟大领袖驾驶这辆险恶的一九六六年北京吉普。副统帅林彪是明白人，心知下一个毛的猎物便是他自己，因此只是强颜欢笑，强打精神，摇着他赖以起家的小红书。彭德怀与刘少奇已是阶下囚，挂牌游街正好同乘一车。

此画引领沈嘉蔚的画笔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伟大领袖”的脸上来。每一个身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共识：文革始作俑者，非毛其谁？早已人人都说，“四人帮”实为“五人帮”。但沈嘉蔚觉得“五人帮”说法还是不准确——文革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杰作。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康生等人，乃至周恩来，无一不是毛泽东掌中利用或把玩之物。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等等当时叫得震天响的口号，根本不是文革的真正目的，只是障眼之罩而已。在沈嘉蔚看来，文革的全部目的，是要将毛泽东本人的地位提升到不可动摇的真命天子地位，治疗他自己的被迫害妄想症。

沈嘉蔚自以为《1966北京吉普》概括了文革的全部本质与过程。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概括，沈嘉蔚这幅《1966北京吉普》肯定要引起巨大的争议。

文革是一场灾难，这一点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下面谈到）会同意。四人帮被抓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些统计数字没有反映文革对中华民族那种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创伤，然而也够骇人听闻的了。但是，关于文革的原因和它的性质，在文革进行期间、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文革一开始以后，一个最流行的看法是：文革就是一场残酷可怕的“权力斗争”。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退居二线，刘少奇于翌年四月接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特别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在全党的威望便节节上升，以至毛在一九六四年便决定要把他铲除。一九六六年只几个月时间，毛利用红卫兵运动，很快便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无数“走资派”拉下马。按毛的战略部署，一九六七年将是“斗批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到了这时，即使伟大领袖也无法把文革打住。权力斗争一直继续下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四人帮、邓小平、华国锋之间出现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争斗。

不过，“权力斗争”说也受到质疑。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自在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以后，从来不曾动摇；刘少奇没有这个野心，没有这个能力，也缺乏足够的支持，去挑战毛的权威。因此，根据历次党内斗争记录可以推测，毛只要稍为表示一下，便足以让刘少奇倒台，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斗争运动。

一些学者于是把注意力放在毛的强烈的乌托邦理想上，认为他是把文革作为建立人类未来社会的一个实验。换言之，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外化”。毛的悲剧在于他太过迷信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他那一套战时经验。他把什么东西都推向极端，结果灾难便不可避免。

文革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外化”；毛在文革中的决定性的个人作用是无可伦比的。因此，另一些学者强调，把中共也就是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越来越左的方针政策路线一起宏观研究，文革不如说就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

不少人在研究毛的个人因素时，更致力于追查、分析毛的“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毛是文革这个大戏台上主角中的主角。他的权术，他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大刀阔斧、大张大合的政治手腕，他的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的政治性格，在文革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文革是一场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摧残、大迫害。毛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敌视，除了具有中国封建帝王的一般共性外，也有人指出是源于毛早年遭受歧视而深深怀着的重重的报复心理。

还有“两个文革”的理论。持论者认为，除了毛泽东及其一伙所进行的文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文革——即千万群众利用毛的革命口号狂热斗倒“走资派”（共产党官僚）、妄图改变（改得一点算一点）中共官僚专制制度的大反叛。这正是为什么当时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维护者警觉地发出“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警告。这个文革又可用“社会冲突论”来解释。

中共党内也有不同观点。最初的说法是“路线斗争”，而且文革中不止出现一次而是两次。其一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与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其二是始于一九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的斗争，这个斗争后来发展成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的斗争，并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折戟沉沙而收场。两次“路线斗争”当然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直到华国锋下台以前，“路线斗争”的说法是正统。中共党史被总结出共有十次路线斗争（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算在内），无非是夸张捏造、歌功颂德之谈，企图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正确”。

邓小平掌握权力后，“内乱”论取代“路线斗争”论。文革被认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谓“领导者”是指毛泽东，这是回避不了的。不过，“内乱”论只是重在现象描写，并不深入追究实质。当年邓小平指示说：虽然文革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影响全局的错误，但只应“粗线条”论述。此后，中共官方说法一直不变，强调在文革十年里，不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毛泽东的错误只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大多不知文革为何物。令人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思想界持续好几年直至现在还在进行的论争中，新左派以无限崇拜的心情回顾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预言。他们或明或暗攻击邓小平正是毛泽东当年不断告诫人民要警惕的“中国赫鲁晓夫”。他们提出根治邓小平开放改革造成社会不公、共产党腐败的“严重错误”，而所开的药方（常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最时髦的社会学文化学词汇作为包装）竟然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所搞的那一套，包括毛泽东关于文革必须七、八年又要进行一次的“伟大”号召！

那么，如果《1966北京吉普》能引起争论、重议文革，也是好事。沈嘉蔚显然企图通过这幅历史画道出历史真相，刺激人们思考。沈嘉蔚指出，以千百万“非正常死亡”为代价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借为镜鉴，反复研读，倒也可应了毛泽东那句还有点道理的“最高指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惜它的档案被尘封起来，而它的始作俑者，竟还被供在神坛之上，如此自欺欺人的后果，可能会又要再付千百万条人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