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真理》与《东来贤哲》：恳请宽容

前国立美术馆澳大利亚艺术部主任强‧麦克唐纳非常正确地这样评论：沈嘉蔚说出“再见革命”，表示他向自己的共产主义青春岁月告别，同时也在向每一个能观察能思考的人恳请：以宽容为立身处世之道。

在“再见革命”画展中，《绝对真理》与《东来贤哲》这两幅历史画便渗透着沈嘉蔚对宽容的思考。

《绝对真理》是沈嘉蔚从一九九九年末开始重返历史画创作领域后的第一件作品（此前他已画过一些历史画，不过大都非真正自由创作，或者虽为自由创作但须在肖象范畴内进行）。此件作品以戈尔巴乔夫与教皇保罗二世一九八九年罗马会见为题材或构思出发点。当画家将两人安置在西斯廷小教堂米开朗哲罗的壁画《最后审判》之前，并将壁画细节作了几处改动之后，这件作品不再是一幅纪实性历史画，而是一幅政论性质的作品。通过这一对昔日敌营主帅，今日朋友同志的形象，引导观众去反思基督教文化两千年的历史与国际共运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绝对真理》这件作品是沈嘉蔚第一次实践他对历史画的价值观念模糊化处理可能性的探索。沈的这种处理的用意是：提供一些视觉形象作为引领观众进入思考的标记，而思考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歧径；对于价值体系不同的观众，他们在思考的终点甚至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每一种结论都具有接近真理某一个方面的意义（正如瞎子摸象），因此都在作者的期望之内。作者本人虽然不可能不流露某种倾向性，但避免将个人见解强加给观众，甚至在某些方面作者本人的认识也相当犹豫或不明确——这是沈嘉蔚长期在历史画实践中发现的一种可能性，使得历史画家比历史学家或社科学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及保持中立的机会。

当然，具体到一幅画中，这种中立态度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在《绝对真理》此画中，他将希特勒置换了地狱王角色，斯大林置换了地狱摆渡人角色，都具有鲜明倾向性。但在其它方面仍留有相当大的余地，比如保持原貌的天使驱赶罪人下地狱部分，天使代表一贯正确的上帝意志。但对某一部分观众（甚至作者自己），可能作反意读解。比方说，文革中红卫兵折磨“牛鬼蛇神”，便有与此场景模拟的可能。当然，天主教徒不会作此亵渎性联想。

沈嘉蔚在二零零一年初创作的第二件类似作品是《东来贤哲》。《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述耶苏诞生时，几位哲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拜见圣婴及献上礼品。此典故在文艺复兴期间成为一个热门画题。许多欧洲大画家都画过这一故事。不过传说与圣经原文产生歧义：“哲人”变成了“商贾”，“东方”确定为“波斯”，“几个”确定为“三个”。沈嘉蔚对圣经作了重新的读解，“东方”自然可以延伸至印度中国，“哲人”自非商贾，而东方最伟大的哲人当是佛陀释伽牟尼、孔夫子与老子。这三个人均年长耶苏五百至六百岁，耶苏降生时，这三位哲人来祝贺也在情理之中。

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沈嘉蔚选择达‧芬奇的同题材作品为底本，将明代画家丁云鹏的名作《三教图轴》与之相并。达‧芬奇原作未完成，留有大量线条，场面宏大，与线描风格的《三教图轴》很易合为一体。当然，在制作时，沈嘉蔚以他的风格将两者彻底融合。

这件作品的价值观念模糊化在于：反对“东方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观众会指摘它是“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东方三大教主均成了朝拜身份；但对于主张宽容的世界主义者来说，此画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注释；而与第一种解读对立的观众会反驳：画中耶苏只是一个小弟弟，一个婴儿，而东方三哲均为五、六百年老人，显见西方文明不及东方文明之源远流长。各说均有道理，作者无尚欢迎。这便是沈嘉蔚所设想的此画预期效果。

价值观念模糊化是沈嘉蔚历史画创作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正好与《绝对真理》和《东来贤哲》这两幅历史画所表达的宽容的哲学态度相切合，因而在艺术上和思想上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主张宽容应该是沈嘉蔚反思革命的逻辑性的结果；他热烈拥抱此一情怀已有许多年月了。其实这也并非是沈嘉蔚或少数所谓精英的特别表现。在文革结束之后、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沈嘉蔚当时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中——“反思”是最时髦的字眼，“新启蒙运动”是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而“宽容”成了“新启蒙运动”一个中心思想。沈嘉蔚显然得益于这个运动而且反过来自觉推动这个运动。他在一九八八年创作了一幅主题是“宽容”标题也是“宽容”的历史画。这是一幅宏伟的群像，表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启蒙运动中汇聚在北京大学自由辩论的知识精英，其中不少人在他们丰富的人生练历中还是头一次体验什么是宽容。

当时中国共产党也置身于“反思”这个潮流中。一九八六年，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属意的接班人胡启立，以及胡启立的得力助手宣传部长朱厚泽主持下，“三宽”即“宽厚、宽容、宽松”成为响彻云霄、最得人心的口号。在一段时间里，全中国好像都处在这种 “三宽”气氛下。但是，这段时间是那么短暂。一九八七年一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胡耀邦、胡启立，以及朱厚泽都被迫下台了。

个人艺术创作也受到政治风云的影响。如前文所说，沈嘉蔚创作《宽容》以及早一年创作《红星照耀中国》时，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为了不至于难产，他不得不躲藏起来秘密作画。

在现实世界里， “宽容”，不管是作为一种人道精神，一种待人处世的态度，甚至一种政治手段，不管是在过去、现在或将来，实行起来都并非容易，有时甚至只是导致悲剧。

沈嘉蔚作画休息时，会长久地从他的悉尼邦定纳画室向东望去。那是无际的南太平洋。他的视线在想象中掠过新西兰最北端直达彼岸，到达同一个纬度的城市圣地亚哥，到达智利，一个共享南十字星座的国家。此时，沈嘉蔚的心头就不能平静。

智利！你在遥远的一九七三年曾使一个年轻的、热烈拥抱革命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画家如何伤透了心；同时，你又为历史上演了一出多么精彩的悲剧！

这是一个曾经长期享受民主传统的南美洲最幸运的国家。一九七零年，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被智利人民选为总统。他自豪地向人们展示那位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牺牲者的格瓦拉的赠书《论游击战争》。书上作者题词：“通过其它方式，照样能达到相同的目标。萨尔瓦多‧阿连德惠存。”

阿连德是格瓦拉的挚友。但他不赞成暴力。他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他可曾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会与格瓦拉一样，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智利诗人、共产党员聂鲁达悲痛地离去前十天写完的回忆录的最后一行字：“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叛乱分子，企图推翻现存政府；一个是民选总统，坐在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厅里，然而面对的竟是同样的法西斯军人的枪口，而操纵这些军人的都是同一个力量CIA，而这个CIA听命的又竟是一个号称以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己任、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天职的美国政府。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一位德国画家画了一幅感人至深的油画：身裹智利国旗的总统，被打死在他的座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为这位殉职的元首下半旗志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而且立刻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政府的大使赶走，并马上接纳法西斯独裁将军皮诺切特的代表。一切都难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

十分巧合的是：皮诺切特杀害阿连德总统的政变之日，也是九月十一日。二十八年之后，发生另外一个“九一一”。在沈嘉蔚的直觉中——也是许多人的直觉中——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这个日子，为以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热战与冷战贯穿始终的二十世纪画上句号，并为另一场以伊斯兰极端主义挑战民主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或许又会贯穿整个世纪的人类互相残杀拉开序幕。

应该有结论了：“目的不能解释手段。”这是另一位沈嘉蔚所钦佩的人的话。这个人是卡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一个共产党员，二十二岁就入党了，只是在两年之后却因为同情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运动而被开除出党。

的确，当手段本身在道义上与目的背道而驰时，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每一个在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赶上天堂。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荒谬在于它试图通过血腥镇压与思想钳制来创造一个自由幸福民主的未来世界。这一个教训还不仅仅适用于非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作过许多也是荒谬的事情；智利“九一一”是其中之一。这一系列荒谬也帮助营造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二零零一年“九一一”是一个可怕的恶果。而这一事件的制造者同样不会达到目的，虽然他们的手段更为血腥，更为恐怖。

也许他们要经过许多年后才会醒悟，也许人类还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也许人性中的恶会使这一切反复循环，没完没了。

但沈嘉蔚仍然呼唤宽容。只能呼唤宽容，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卡缪面壁十年，写成《反叛者》这部著作。他以史为纲，深入研究反抗的各种理论和形式，以祈发现理想最终蜕变堕落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革命的巨大颠覆力量源于“恨”而不是“爱”，源于占有和剥夺对方的强烈欲望，这就有可能导致无度的暴行和罪恶，由“反抗”而走向反抗的反面（新统治）。卡缪还说：“在母亲与正义之间，我选择母亲。” 母亲的含义可以延伸为一切人类生命。沈嘉蔚显然同意卡缪。

卡缪还写了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在神话中，西西弗斯被迫推石上山，在他旁边有一个人格化的“必然性”充当监工强迫他服苦役。但是，卡缪把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加强了。他把西西弗斯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的悲剧英雄──对历史承担责任的自觉地推石上山的悲剧英雄。卡缪的西西弗斯，在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中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文学形象。

呼唤宽容也有点类似推石上山——是卡缪的西西弗斯推石上山。

《巴比塔》：为一百五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一曲挽歌

事物都很复杂。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沈嘉蔚为“再见革命”画展写了一段前言，作出这样的理解：

这是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年青；

这是最坏的时期，因为我们疯狂；

这是智慧的年纪，我们试图了解所有的事情；

这是愚蠢的年纪，除了毛着我们读不到任何书籍；

这是信仰的时代，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真正地；

这是怀疑的时代，我们责疑一切，私下里；

这是光明的季节，当我被允许在画布上作画；

这是黑暗的季节；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这是希望的阳春，我们正值恋爱的花季；

这是绝望的严冬，知识分子挣扎在坑底；

我们拥有一切，年轻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教育，没有足够的食品，没有自由……

我们笔直地走向天堂──共产主义天堂；

我们笔直地走向别处……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这一段像诗一般的前言每一行的前半句联起来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经典名著《双城记》开头那段话。沈嘉蔚说他很喜欢那一段两极对立的句子，可能它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相联吧？也可能一切革命带来的人生体验都是相同的。

那么，革命的感召力来自何处呢？

沈嘉蔚此次展出的还有一件旧作，是油画《过雪山》。它原名为《曙光在前》，表现周恩来在“长征”路上那些艰难岁月里艰苦卓绝的革命英雄形象。此画画于一九七七年，充分记录了那一年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感情渲泄状况。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人对这位故总理的评价有了变化，能冷静地剖析他的负面性格。但沈嘉蔚至今仍然认为周恩来与切‧格瓦拉同属于一类人，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人格的高尚方面无论在哪一个政治阵营里都是罕见的。

沈嘉蔚借用阿连德的口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识许多高级领导人，但只有两个人因其目光与众不同给我的影响最深。这两个人是切和周恩来。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内在的力量，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风趣幽默的性格。”

沈嘉蔚不为他们护短。他认为：他们的全部不足、过失、乃至罪行，都直接与他们的信仰及所属的政治阵营有关。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地残害生灵之罪过，他们作为真诚与彻底的共产党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共产党能在那个时代吸引这么多人追随自己，也全靠了这一类人的人格召唤。

下面的话可能是目前沈嘉蔚一个真诚的总结：

“我毫不怀疑这一类数目不大的共产党人，他们真是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理想社会的实现。但是他们越是努力，与理想社会的距离越大。这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

对沈嘉蔚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是伟大的，然而也是混乱的、残酷的、悲哀的。

沈嘉蔚在计划中的一件作品，将是一件幅面巨大的大场景作品。他想借用《圣经‧旧约》“巴比塔”的典故，为一百五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一个总结，唱一曲挽歌。

《圣经‧旧约》记载的故事这么说：洪水过后，挪亚后人兴旺发达，遂造塔欲昭告天下。上帝惧之，遂一夜间改变他们的语言，使之互相不能沟通，人群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废。

这个典故启发了沈嘉蔚。在艺术处理上，沈嘉蔚将以法兰德斯文艺复兴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巴比塔》为蓝本，但把细节全部改动。塔身有许多不同国家的特别风格与故事。例如塔的一部分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盖成了中国宝塔式，塔外远景的一部分是壮观的土高炉群之类，港湾里有苏联的航空母舰，等等。也会画入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艺术家及其作品，如毕加索、马蒂斯、塔皮埃斯、库图佐、里维拉、弗里达‧卡洛、西盖罗斯，等等。在塔顶部分，将会画上苏联艺术家塔特林于一九一九年做的未来派雕塑、现代美术史里程碑名作《共产国际纪念碑》。原作是框架结构，因此显得像是未完工的塔身骨架。

建造“巴比塔”即是追求人类大同的共产理想；“语言变乱”相当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争吵及后来各种内争外斗；“上帝”则为共产主义者的宿命；画面的各种细节可以表现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崇高理想竟而采用暴力与血腥手段。沈嘉蔚用此典故比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百五十年间的兴旺至衰败，既鲜明又深刻。

熟悉所谓“新时期”（即“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共情况的人都会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向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号召是：建造新的“通天塔”（“巴比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比塔”，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胡耀邦也是一个不幸的悲剧角色。几年之后，他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再过两年，他在郁郁中与世长辞，并因此成了“八九民运”的一根导火线。

胡耀邦的“巴比塔”，亦是一个典故——一个新的典故。

今天，沈嘉蔚觉得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做、也适合做这件作品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人，来为这个事业送葬——以辛辣的讽刺、深刻的同情，与理性的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一曲挽歌。在沈嘉蔚看来，现今世界上还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与个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共产党。而对沈嘉蔚的下一代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沈嘉蔚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件工作。他视之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他说：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贡献给了这一运动。一旦我完成了这件作品，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纯粹的浪费了。”

加缪曾经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已被证实：

“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以它们最终须付出的代价而自我毁灭。”

悲剧实在太大，灾难实在太多。总的看来，沈嘉蔚是比较悲观绝望的。他不单确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终结，而且对人类各色各样号称“伟大”的事业信心也不大。前文讨论过《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其中一些细节可以作为左证。画面中间最前方，是正在练瑜伽功的本‧古瑞安，以色列的国父，他脚朝上头朝下象征其事业的艰巨甚至不可能性。在所有的矛盾、对立、混乱这一切之外，在画面最左前端，是修女特雷莎为一切有罪的灵魂祈祷。为挪亚探路的鸽子中箭坠落在画前正中，象征对和平的绝望。

沈嘉蔚不为寻求历史答案的人提供答案。但是，他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或者说，人道主义，始终是他对历史思考的出发点，是他艺术创作的重大支柱。尽管对当今许多人来说，特别对一切向钱看、醉心于权钱交易、道德沦丧而却能呼风唤雨踌躇满志的人来说，这个观念是多么“陈旧”、“可笑”！多么“没有价值”！

历史是一个猜不透的谜。沈嘉蔚和历史纠缠不清。至于历史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让我们拭目以待。

（后记：感谢沈嘉蔚先生为笔者提供他的画作和有关资料。他的艺术才能与历史思考激励了本文的写作。

二零零四年三月，本书即将排印之前，沈嘉蔚开始画制他的大场景作品“巴比塔”。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又记。）

（原载《澳洲新报》；曾收入作者的文集中；部分内容刊登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的香港《明报月刊》，同期亦刊登沈嘉蔚先生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