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伟大”的儒教重建构想：
虚妄或令陈教授神往？

行文至此，笔者似乎已经完成了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两个基本观点的反驳的反驳，但是笔者又感到陈贤茂教授好象不是和鄙人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至少不仅仅局限于这类问题。他好象有“更重大”的考虑。
例如，如前文也提到，笔者和陈教授本来是在辩论世界（或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问题，是他自己原来提出的“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的问题，陈教授却在〈也谈〉答辩中极其令人诧异地列举了以下儒家儒教的光辉事迹（《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7）：

2004年9月，孔子故里曲阜首次举办了由政府出面主持的祭孔大典，有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等三千多人参加，场面非常壮观。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
2005年9月，全球联合祭孔。除曲阜举行祭孔大典外，韩国首尔、日本足利、新加坡韭菜芭、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以及香港、台北等地，均举行祭孔活动。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并招收本科生；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班；湖南岳麓书院建立国学研究基地。
2006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孔子教育奖”在曲阜颁奖。
中国政府在2004年提出，将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截至2006年底，已建成孔子学院120余所，分布在50多个国家。……

笔者进而发现（应该说笔者慢慢地不诧异了），陈教授〈也谈〉全文一万五千字，近半篇幅都是谈儒家儒学，而且俨然当代中国儒家总代言人！
笔者真应该对陈教授说声“对不起”，在写〈评〉文时完全没有想到陈教授把自己置于中国大陆思想界这么重要的地位。在〈评〉文中，笔者讨论（或者是猜测）了一下他的论调的理论基础可能就是当今流行一时的以“中国文化优越论”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其中有人“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意思是他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时可能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但并没有把他看作“坚持中国要重新回到儒家文化传统，坚信只有按儒家传统的文化模式自我塑造，中国在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的今天中国大陆某些儒家的领军人物。
当代中国儒家中没有人“虚妄地幻想”（对不起，这是笔者在〈评〉文中大不敬地使用的词语）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吗？事实上今天发这种春秋大梦者实在太多了。例如，蒋庆就是其中一个。2005年12月17日，“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举行，蒋庆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就叫〈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12月23日，蒋庆的〈构想〉在《人民网》发表，传播天下。其重建构想“虚妄”得简直不得了，还不是一般的儒家文化，而是儒教！可谓那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一大高潮。在他看来，儒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其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就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他说，“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1911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现在正是担当大任，正在“重建”！
蒋庆也像陈贤茂教授一样像大敌当前似的威严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他大声疾呼：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不知陈教授是否也热心追寻和试图复兴蒋庆所列举的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功能”？这也是了不得的东东：即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
蒋庆还强调：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中国儒教协会”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
凡此种种，不知算不算“虚妄”？或者说，这些“伟大”的重建构想不知是否令陈贤茂教授神往？在今天中国大陆，类似可能令陈教授神往的事例的确很多。顺着当代大儒蒋庆的“上行路线”“下行路线”两条“攻坚”路线，其他当代大儒也纷纷出谋献策。如康晓光主张“儒化”当前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上行路线；陈明主张建设“公民宗教”，从某种意义上当属于广义的下行路线的范畴；张祥龙等人也提出了各自的“中行路线”。还有五花八门具体实施操作的。例如今年三月引起争议的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虽然有别于蒋庆儒教重建构想，但也是企图要使它体现“国家意志”，要使它“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其“一统江湖”的霸气，颇有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范。又有些闹剧表演。例如资料显示某大学举行了一次所谓“成人仪式”：一名女生身穿淡黄色“汉服”，在孔子像前行古代女子笄年之礼，依据“朱子家训”规制的礼仪，从迎宾、置醴、醮子到笄者揖谢共三十六个步骤逐步进行，一丝不苟。这就是堂堂高等学府极力倡导国学的一部分行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像许多论者所描写那样，可谓不伦不类、啼笑皆非、装腔作势、招摇撞骗、狂妄独尊、时空错乱、借尸还魂，而以蒋庆及其追随者的重建构想为最。或者还可以找出，今天中国大陆的儒生中还有比他更富雄心壮志的，不仅要实现中国的儒教化，而且要将儒教推广到全世界，以令环球同此凉热，以救天下可怜的芸芸众生。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五，所谓“不伦不类的变种”：
驳斥陈教授的中西文化观

陈教授也许因为如他自己宣称“正致力于破译人生命运密码”（《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6），无闲把自己看作蒋庆的追随者或比蒋庆更加虚妄之人。这就好。但，陈教授保卫儒家的纯洁、坚决回归儒学的本来面目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笔者在〈评〉中建议：如果我们在充份吸收西方人文主义文明精髓的基础上，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学”文化，以此参与解决现代社会的难题，那么，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肯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者认为，弘扬中华文化，也要与时俱进，既要发扬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要结合西方现代文化中好的适宜的因素，走一条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道路。这其实并非是笔者个人之见而是许多学者的理念。但陈教授则嘲笑说（《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60）：

这种“充分”西化之后的“后儒学文化”，充其量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变种，这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他是这样看待中西文化的（同上）：

儒家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儒家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观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陈教授说，“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来就是相互对立的”（同上），因为，“差异也是矛盾，也是对立”（同上）。其实，差异未必就是矛盾，未必就是对立。不过这是另外的哲学问题，这里不作讨论。笔者只想指出，陈教授对中西文化及其差异作如此简单化且不准确的定义，实在太不严肃了。
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不同的解析，包括正面或中性的。陈教授当然是把它看成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把它看成邪恶、罪孽、污秽的代名词。他的意思就是：在西方文化孕育下，西方成了一个邪恶世界，人们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污秽败坏，罪孽深重。对陈教授此一见解，笔者相信所有秉持客观或在西方各国进行过考察或者长期或短期生活过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特别是如果再比照这些年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其实，世界上，不管东方西方，可能都没有公然鼓励损人利己的民族。如果有，这个民族也可能早已灭亡了。
或者要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西方文化一般奉行个人主义，这并非是极端利己主义，而是要尊崇个人尊严，承认个人的自主权，强调个人之间的普遍人格平等。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现实存在的根本单位和最终的价值标准，但并不等于否认社会和集体的重要性。同时，西方文化对人性又比较“悲观”，把人视作自私自利的个体，认为人的德性、理性、知性皆有限度且易反复。“性恶论”是西方文化主流思想；自由主义是西方显学。可以说，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自由的主义，它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都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如许多论者所归纳，自由主义有四大核心价值：个人安全、个体自由、社会公正、民主选举。参照佛兰克的分类法，则可总结为：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经济上实施市场经济；哲学上崇尚理性优先；道德上强调发展个性；文化和宗教上主张多元并存。自由主义的根基，深扎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过人的生活（个人的角度）；把人当人看（政府的角度）。关于这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和其他学者已作过多次论述，可惜陈教授以及类似的人从来不看不闻不研究不接受。
自由主义设计制度，以防恶为主，对法律和制度的重视就是性恶论在社会和政治理念中的体现。因为人性恶，就必须通过各种法律和制度，来预先设立行为规范，不然，人就难以理性公正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又不危害他人。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更是这样。而关于这一点，恰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重要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接着说（同上）：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的严重罪行，更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起了作用吗？不过，认真说起来，“西方”从来都是多元复合体。西方各国，文化、制度，其实也各有或多或少的不同；甚至在那些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内，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各州（省）都有不同。而且，任何制度都可能有不少缺陷。自由主义设计的制度在道德要求上就较低调，大致遵循“权利优先于善”（保障个人权利，就是制度最大的善）的理念（罗尔斯，《正义论》）。但当今社会出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就是因为道德问题引发的，这不能不引起注意。所以，现代儒学在今天的世界可以大有作为。笔者看到西方不少专家学者正在倡导吸取儒学精髓，似乎并不在乎所谓“不伦不类的变种”。
至于在中国大陆，时代发展到今天，陈教授保卫儒家的纯洁、坚决回归儒学所谓的“本来面目”、严防它受到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可谓气冲霄汉，但其实是极其可笑，比唐诘诃德大战风车还等而下之。试想想：陈教授在〈也谈〉中称赞儒家文化如何好的几条，不就是具有现代先进思想意识的现代人们比较共识的几条吗？陈教授也认同不就是因为他是现代人已经潜移默化受到现代文化熏陶（即使主观上可能抵制）的结果吗？如果在过去一个什么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时代，为统治者服务的大小儒生首先异口同声热情歌颂的，必定是“三纲五常”这个儒家伦理的基本骨架，必然大赞“三纲五常”如何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因而帮助中国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社会两千年超稳定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当然也可以争辩说“三纲五常”没有正确反映孔子思想。即使如此，我们今天对孔子思想言行的取舍褒贬也必然是以现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为准则的。所谓精华或者糟粕，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其看法的形成首先受制约于或得益于时代和社会的大环境。
其实，当代中国文化，已经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马列文化和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混合物。你可以极之鄙视地称其为“不伦不类的变种”，事实上也的确有“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极其恶劣的变种，但为什么不参与培植优良的新品种呢？今天，许多有识之士正致力于此！这不但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上，也反映在国家政治决策上。就以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吧。关于以人为本，关于建设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不少先贤提出非常丰富非常卓越的见解，领导人从中吸取了智慧。也可以像新华社文章所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也可说科学发展观是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在西方哲学上有不少佐证。如法国的卢梭提出过“同类感”思想。同类感可看为和谐相处的本体论根源。总之，古今中外，各种因素都有，而且相互作用。
中国当代文明的每一个进步，从最广泛的视野来看，其实都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的胜利。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温总理在2007年3月16日两会记者会上，重申上述2月份个人署名文章的观点，声明中国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完成访日的“暖春之旅”时，与日本首相一起签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更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与日本双方“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已经在中国大陆普遍而且正面论述和应用了。虽然这是近年的事，但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也可从马列家谱查其来源。纵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我们可以知道，马、恩当年也高度评价过欧洲资产阶级高举“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和摧毁封建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意义。
有识之士指出，温家宝总理关于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是有普世价值的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中国的制度建设，应着眼着手于此，中国的文化重构，也应着眼着手于此。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在上述《声明》中已经表明，中国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而且为此要与外国“进行紧密合作”。这也是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成果。
当然，陈贤茂教授可以另有看法。他在〈也谈〉中惊人地提出（《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7）：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同时也开始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

陈教授只看到“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某些政治智慧，进而他又把从中吸取政治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单单归结为他所着重的儒家文化。莫非陈教授也像当今某些大儒企图“儒化”当前的执政党？但即使怀抱此一伟大目标，你也不能如此篡改歪曲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啊。

六，“从‘五四’到‘文革’”：
陈教授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

陈教授在〈也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从‘五四’到‘文革’”。他说（《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8）：

上述事实（指陈教授在文中列举的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发展儒家儒教的做法——笔者），也许还不足以构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但却标志着从“五四”到“文革”的“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

由于陈教授看待一切问题的着眼点都是“否定”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段论述虽然帮不了他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观点的忙（如笔者前文所述），但却也不经意间暴露了他对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重大看法。第一，他把“从‘五四’到‘文革’”看作“一个历史时期”；第二，他把这个“时期”简单地定义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第三，之所以发生这一切，起缘于“五四”，而“文革”是这一历史走势的必然结果；第四，这个历史时期获得终结，中国从此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太偏颇了吧？
“文革”是什么性质？看似一目了然，其实存在不少糊涂观点，甚至存在于位高权重者身上。例如去年10月香港特首居然讲出“民主发展至极端，便会演变成文革”这样的话。此言一出，香港各界当即一片哗然，纷纷指责他将文革与民主相提并论的错误。翌日特首亦自知失言，随即收回言论并公开道歉。文革时期有过所谓的“大民主”，但那是一种被领袖煽动的暴民政治，是美称为“群众专政”的无法无天，是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同样，把文革看为“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错误的，起码是片面的。文革是一场反人类的群体灭绝罪行，而这种滔天罪行得以发生就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世界上一切最狂热的宗教领袖崇拜相比，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一个文革中最重大、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思想政治现象，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找到其中一个来源。两千多年中国中央集权专制文化中，积淀在民族潜意识里的是对君、父权威的尊崇和崇拜；以此相对应，就是人性萎缩的、表现为对一切权力恐惧、怯懦和恭顺的奴隶思想。这一对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成一种政治、心理模式，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着，到了文革，在其他政治因素推波助澜下，出现总爆发，大展示。可见，从文化角度来说，之所以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因为文革一方面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空前绝后地复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
至于过了近一个世纪的“五四”，应该怎么认识呢？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都发表了不少意见。今年四、五月间，有一篇原发于《北京日报》并在网上流传的文章，作者傅国涌很有针对性地点出“五四”研究的三个误区。首先，“五四”不能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不应把“五四”单一地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理解为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第三，不应把“五四”政治化，不应把“五四”与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片面地捆绑在一起。的确，许多论者都指出，有些“五四”研究和宣传，在解释“五四”意义上,革命转变超过了民主启蒙。“旧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五四”反专制主义被等同于全面反传统,充满生气的自由精神也就被歪曲为乖谬的民族虚无主义。还有，用绝对化阶级论套裁“五四”,不承认民主含有的超阶级的共通性和传承性；只讲爱国反帝,不讲或少讲民主自由,贬低“五四”的自由民主的核心精神。
人们可以发现，有两股不同的但却都非常巨大的势力左右拉扯“五四”。左倾革命家曲解“五四”的伟大意义以为己用；而现、当代一些大儒则极力贬低和攻击“五四”的时代意义以方便开历史倒车。
这也难怪。正如论者指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文化基本上被归结到了儒家这一宗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使得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两千年！正是“五四”，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变迁、前后大约十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因此，“从根本上说，‘五四’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前辈们开始把古老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傅国涌，〈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么〉）当代儒家们当然绝对不可能认同此一结论。他们痛心疾首念念不忘的是：儒教当时如何崩溃如何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这个有如洪水滔天山崩地裂的“大灾大难”！
毋庸讳言，“五四”有其局限性。其中一点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如高力克指出，“五四”伦理革命呈现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图景：在社会公共领域，作为启蒙者的新文化人，倡言个人本位的、以“利”（权利、功利）为基础的现代市民伦理；而在个体精神领域，作为知识精英的新文化人，信奉的则是人伦本位的、以“仁”为基础的传统君子道德（高力克，〈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8年3月号）。如他所说，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也认为，儒家式道德理想主义传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再拒斥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多元主义而亲和乌托邦的深刻思想原因(参阅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如果把“文革”看作“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整体来说在这个灾难性的而且越来越深重的“不断恶化”面前非常软弱可怜——其中一个原因是自身的原因：他们轻信毛的乌托邦宣传，甚至痛苦地迫使自己努力相信“文革”是毛建立人类未来社会的必要而且伟大的实验。
但这绝对不是陈教授所认为的“从‘五四’到‘文革’”这样线式的的因果关系。心知肚明，陈教授想来也不会认同“五四”的这个局限性。特别当人们进一步指出：迟至今天，“文革”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如果察看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等等中国大陆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追寻产生这种法治困境的深层原因，也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对法治精神的消解和化约。儒家文化中的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当务之要正是要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见陈云良，〈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网络文章）
就中国甚至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五四”和“文革”都是非常巨大的事件，多少研究也是难以穷尽的。但单就以上的讨论，也可以看出，陈教授“从‘五四’到‘文革’”的提法，是带着多大的偏见！是多么远离历史的真相及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