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一个中国笑话，说的是古代有一个和尚犯了罪被官府判刑流放，县衙派了一名衙役押送。这个衙役记性特别糟糕，经常丢三落四。这次押解和尚可非同小可，为了防止误事，县太爷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叫他背熟，每天只要念叨两句顺口溜，就记起自己该带什么，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两句顺口溜是这样的：

                                  文书雨伞枷锁

                                  包袱和尚和我

这一着果然管用，一路上顺顺当当，什么事儿也没有。有一天烈日当头，衙役押解着和尚，走了一整天的路，精疲力竭，遇到一个小驿站，俩人就在那投宿。和尚见衙役累了，便用自己的钱给衙役买了一桌酒菜，殷勤地给衙役劝酒。说老爷一路上对我照顾有加，今天就由贫僧好好伺候老爷一吨酒饭，然后好好歇息，明天好一早赶路。衙役不加提防，喝了个稀泥烂醉，人事不省。夜里，和尚乘机解下衙役腰间的钥匙，打开枷锁，准备逃走。临走前把衙役满头长髮剃成了个大光头，把枷锁套在了衙役脖子上，然后逃之夭夭了。第二天衙役醒来，睡眼惺忪地开始念那十二字口诀：“文书？在。雨伞？也在。枷锁？戴着呢。包袱？在枕头边。和尚？和尚哪去了？”墙上有面镜子，看见镜子里秃头的自己，他乐了：“原来和尚在这呢，你别想跑。还有……我？我哪去了？坏了，这屋里只有和尚，我呢？糟糕，终于丢东西了！我不见了，这可怎么得了哟！”

笑话就是笑话，逗你乐一乐，不能当真的。

然而不幸得很，柳就是那么一个多忘性的人。几乎每天上班，到了办公室，不是钱包没带（里面有驾照），就是午餐的饭盒忘在了家里厨房里，要不或者手提电话还搁在床头柜上。甭管怎么提醒自己都没用，到时候准忘。于是学着那笨衙役，给自己也编了这么个口诀：

                                 钱包皮箱饭盒

                                 钥匙手机和我

从此万事大吉，出门前他只要念这十二字真经，一定不会落东西。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出门时没忘带东西，但下班离开办公室时却往往忘了把东西带回家。于是他出门上班念这口诀，下班也念这顺口溜，打那以后一切OK，很少出错。

您怎么样？如果也跟柳一样没救，他可以免费把这绝招奉送给您，保准它管用，您尽可放心，他不收专利费。您如果有朋友，他一点也不介意您把这口诀推荐给他们。当然，因为工作不同，您需要带的东西可能会有不同，您可以对这口诀进行适当修改，让它适合于您。

        柳当年放弃一切，漂洋过海流落到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理由，只为一个对明天模模糊糊的期许。如果说他认识的一些从越南、柬埔寨来的朋友他们是蹚过地雷阵、躲过枪林弹雨、从惊涛骇浪里幸存来到这里的，柳的移民一点也算不上背井离乡，也没有悲怆的感觉，相反是吃完了朋友们轮流的宴席、怀抱着朋友们的大堆礼品、享受着人们的羡慕过来的。纵然在这里有千般万种不如意，但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林鸿儒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的，失败了有什么关系？这里的政府那么好，怎么样也不会让我们饿肚子。”柳很少去把今天和过去比照然后结论孰歹孰好，只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停止努力，至于得失已不再那么计较了。

在这个国家，想上哪里居住、创业都是你的自由。柳有两位很好的朋友，在奥克兰呆了多年，突然间就决定去了南岛基督城，买了个生意，就在那里安下了家。如果哪一天他们愿意，卖了生意，想回奥克兰或上哪个城市或者农场，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可是在中国，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却不大由得自己。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民。

柳曾经那么容易就忘了带驾照、钱包、手机，甚至会 忘了自己，但有的事，虽然早已从眼前掠过，但却一刻也没有从他心海里淡去。去年他回国，不惊意地，又经历了那些曾经的记忆……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朋友陪他到贵阳市新开辟的人民广场观光。广场上摆满了五彩缤纷的花卉，初春的行道树枝头缀满了含苞的新蕾，广场中央有金字塔形的蓝色玻璃建筑，使广场平添了几分阳刚，那是即将启用的地下商场的通道。徜徉在花丛中的人们脸上都挂着惬意的笑容，一个如蝴蝶般美丽的幼儿被母亲放在地上站稳，然后自己走开去，张开双臂，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天使般的孩子咯咯欢笑着迈着刚学的脚步幸福地踉踉跄跄扑向母亲的怀抱。美丽的城市，美丽的人群！柳陶醉在回乡的甜味里。身边突然一阵骚动，那些原本或蹲或坐在广场上用扁担挑着箩筐叫卖的小贩们飞也似地向四下里奔逃而去。只见街边如神兵天降般开来了一排三轮边斗警式摩托车，这是城管队的人员。城管队员们跳下摩托车，拼命追逐那些小贩。有一个女小贩逃跑不及，被城管队员抓住，一脚连人带筐踢翻在地。城管队员用脚使劲地踩踏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苹果、梨子，小贩连连哀求：不要踩呀，我赔不起呀！城管队员听到这话越加踩得起劲，接着逮住她的头髮把她向摩托车拖去。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天灵，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柳冲了上去，拦住了那个城管队员，大声喊道：“把她放开！”

那个城管队员大概从未遇到有人如此吃了豹子胆阻拦过他，楞了一下，然后问柳：“你他妈是谁呀？管哪子闲事！”朋友跑过来，一脸严肃地说：“他是谁？告诉你，这是我们招商引资请来的外商，你说话可得要客气点儿！”一边说一边帮柳从包里掏出柳的新西兰护照。

“请你们放过这个小贩，她的水果我已经全部买下了。因此你们糟蹋的是我的东西，你们没有这个权力。”柳顺着朋友的口气扮“档次”。

一个领头模样的人走过来，看了看柳的深绿色护照，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

等城管队的人一走，朋友连连埋怨柳没事找事。象这样的事每天都有，到处都是，哪里管得过来。这些小贩也不好，他们从来不交税，到处摆卖东西，乱扔垃圾，影响城市市容。他说柳算运气好的，幸好有个外国证件，要不然，遇到那脾气“毛”的，打了你还不是白着，弄不好还落一个妨碍公务的罪名。

柳无言以对，不过从此他再没有如此冲动。看见这样的场面，他要么闭上眼睛，要么转过脸去。在贵阳如此，在深圳也这样。

据说，小贩们逐渐掌握了城管队的执勤活动规律，知道哪些地方、哪些时间城管们不会出动。有些小贩甚至形成了集团，在某些地方摆摊时，还在路口布置“岗哨”，一见到动静立刻用手势通知，小贩们马上撤离，等城管到来时，早已人去地空。活像抗日战争时期村里人对付鬼子的架式，也让人想起猫与老鼠永远捉不完的迷藏。有部分城里人同情这些小贩，觉得他们不容易，还时时提醒他们小心。有一次柳到旅行社去取飞机票，经过瑞金南路，路边的小贩们突然挑起担子要逃，原来来了一个下班的城管队员。这个城管队员笑着说：用不着跑，我下班了。小贩们这才停下来，对他点头说谢谢。

如果说，小贩们不交税，人们不禁要问，他们连卖东西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去交税？上哪里去交税？说他们到处乱扔垃圾，影响市容，没错。但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如果允许他们卖东西，只要有一个制度与规定，这些是可以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让他们能活下来。“生存权”，这是作为人这种特定存在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目前的“城管”制度显然并不真正解决问题，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人去反思这种制度呢？对他的这些问题，朋友没有答复，拍拍柳的肩膀，说他出国太久，已经不了解国情。

那天城管人员走了以后，小贩对柳千恩万谢，请柳和朋友一定要到她家作客。晚上，他们如约去到小贩和丈夫在宅吉小区租住的小屋。小桌上摆了两个碟子，里面盛满了炒葵花籽和花生。夫妻俩有两个孩子，他们刚从大方县到贵阳不久，丈夫给人拉板车送蜂窝煤，她自己每天清晨到东山批发市场兌水果卖。他们想办个执照开个小杂货店，但是没有本钱，只好先打一段时间工攒点钱再说。但工作不是那么好找，只好卖点水果，明知道城管天天赶，但没有别的办法。

“明天还去卖水果吗？”柳问。

“ 明天，还不晓得咋个做。”

明天！对他们来说，还隔着一个长长的夜；未来，对他们来说，更不知道在哪里，想都不敢想，得一天算一天……

是不是还有许多人在问着同样的问题：明天，到底有多远？

                             撰于2003年10月7日

                             改于2004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