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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紅旗
作者: 穆迅 人气: 日期: 2011/7/3我的父親是個其貌不揚的人，中等個，烏黑的頭髮，立眉，一雙略顯年輕的眼睛。也許在單
位裡他是個平易近人的領導。在家裡可就“原形畢露”，不那末可親了。至少對我們兄弟幾個，嚴厲多於愛撫。他那權威的氣勢，即使站在他兒子們面前如雞立鶴
群，但無需做什麼動作，一沉臉，兒子們便大氣不敢出。
其實我們也知道父親不是個不近情理的人，只不過愛的表達方式是通過家長式的威嚴來傳播的。
我與父親接觸不多，他忙，我也“忙”。在幾乎二十年的學生生涯中，只有初中三年走讀住在家裡。其他年月都是住校。畢業了，又遠走他鄉，被分配到上海。最後還移居國外，萬里相隔。
父親離開我們已十幾載。對於常年和父親“千里共嬋娟”的我，似乎少了點喪父的失落感，常常覺得父親仍在大洋的那一頭。仍舊湊在熒熒的檯燈下，透過快要滑落的老花鏡，抿著嘴，小心翼翼地操弄著刻刀，在那石頭的方寸裡遊刃。
“等我病好了，一定去新西蘭，看看你家院子裡的草地和花。”在看護室裡病入膏肓的父親有氣無力地對我說。
“好呀！那裡可不愁你種花的地方。”我點點頭。明知已不可能，我們父子仍一起“憧憬”著未來。
一個嚴厲的人，一個革命一輩子的人，依舊眷戀著大自然——在他行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刻。
父親有點藝術細胞，能寫一手漂亮的字。歌唱得也不錯。心情好時，在家裡會輕輕地唱幾句，儼如行家裡手。鼓動他到外面去演唱。父親擺擺手：“不行不行，一看見拉胡琴的，我就會心發抖。想起你爺爺帶我沿街賣唱，那個淒慘勁兒啊……”
從此，不再有人提出這酸心的建議來。
父親在藝術上也很開通，這可能與我是個畫畫的有關。一次，他很得意地對我說：“我曾救過一位畫家。”
那 是在青海，單位抓到一個現行“流氓”犯，罪名是偷窺女生洗澡。這在文革時期可是不得了的罪行。父親叫來親自審問，一查原來是個學美術的青年。說畫畫沒模 特，才想起到澡堂裡偷看裸體。父親聽了哭笑不得，雖然此舉不甚正當，但也並非有淫穢動機。父親對我說：“當時就想起你畫畫不也要練習畫裸體嗎？”
於是父親訓斥了他一番，讓他寫個檢討，便放人了事。事後年輕人才醒過來，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從此對父親感恩不已。
我聽了，也替那年輕人捏了把汗。幸虧他碰上了我父親，要是栽到別人手裡，能不能保住性命都難說呢！
別人都說父親是個好人，我相信。在我眼裡，他是個正統的老革命，雖然不是個嫉惡如仇的人，有時不免也“隨俗”。但對自己卻真的去按革命的普世標準做事。從不“越雷池一步”。
口碑如何？
父親去世，我在國外。沒趕上追悼會。母親來奧克蘭，帶了追悼會的錄影帶。看見會場上人流摩肩接踵。我驚異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母親說，沒有邀那麼多，都是知道了父親去世，自願來的。大概有一兩千人吧。也有不少學生。
“爸不是早已退休了嗎？”我說。
“是啊。”母親回答，沒有再說什麼。
言談之中，話題又回到文革初期，那時父親是當權派，眼見著造反烈火燒到單位，很是緊張。
“可我沒有印象，咱們被抄家？”我提了個話頭。
母親一聽笑了：“怎麼沒抄家？來過。”
原來，單位造反派曾計畫抄我家。“人家單位都革命抄家，咱們不能落後！”有人在會上激憤提議。
“對！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立刻周圍噪聲響應。
“走！這就去抄！”有人鼓動。
“好！好！”呼應聲四起。
隨即幾個人帶頭沖出會場，向我家奔去。沒走幾步覺得後面冷清，回頭一看，跟進者寥寥無幾，心就虛了一半。硬著頭皮找到我家，就只剩下帶頭的幾個人。
“我 聽見敲門聲，便去開門。”母親講述道：“見幾個造反派頭頭站在門口。都是熟人，趕緊搭話，說，喲！好久沒見，進來，進來。坐會兒？‘不坐了，不坐了。’領 頭的回答‘呃……沒什麼事，只是來看看，看看。’聊了幾句，便告辭。我還一個勁兒地要留他們。那些人哪敢呀，說什麼也不答應，扭頭就走了。從此再也沒來 過。你爸人緣好。”
是啊，人緣好不是老好人，是父親用一言一行做出來的。
碰到一位大院兒食堂的老職工，寒暄中提起已去世的父親。他說：“你爸叫人惦記呀，當校長了（文革後）還在大食堂捧著個飯碗，一聲不響地排在學員隊中。學生哪兒想到校長會排隊？以為認錯人，沒給他讓位子。他也就老老實實地擠在隊伍中等派飯。”
“這是真的？”我有點兒不敢相信。
“當然了。”老職工點點頭：“他一直這樣，我們也就習以為常了。”
八 十年代初，一個初冬，我從廣州回北京。走時羊城暖如仲夏，赤膊背心還汗流浹背。一到京城我呆了，眼前大雪漫天，寒風凜冽。只穿單衣的我，立在白雪皚皚的火 車站廣場上縮著背，顫著牙，抖嗦地想還有一個多小時的公車車程，怎麼熬呀。忽然想到老爸有車啊，何不叫他來接我一下。於是挺起胸跑到公用電話亭，拿起話 筒，只說了一句：“爸！我在火車站快來接！凍死我了。”便放下話筒。
沒多久，父親坐著車來了。我哈著冷氣，一頭鑽進溫暖的汽車。 興奮地說起廣州的奇聞軼事來，完全沒有發覺父親一直繃著個臉。回到家裡，不對頭了，父親發脾氣了，瞪著眼，臉上的疤痕紅紅的：“你知道不知道這是公車，不 是我的私車？派司機給孩子用，人家會怎麼想？害得我只好跟人家說我有事，順便接下孩子。以後不要打我車的主意！”
一時間,屋子裡寂靜無聲。我又是大氣不敢出。
父親離休後，我回北京看他。發現父親經常在家附近的馬路邊散步，很是奇怪。爸的機關是有名的綠化先進單位，幾十年的精心培育，早已大樹參天，青草茸茸，花紅柳綠，為啥不去？便問媽：“大院裡有花園，爸幹嘛非跑到馬路上吸廢氣？”媽無奈地搖搖頭：“他哪兒敢呀！”
“怎麼？誰不讓他進去？”我有點兒氣憤。
“不 是，是他自己不敢去。剛退休那會兒，你爸挺興奮，說，哎呀，每天到大院兒裡散散步，賽神仙啊！頭天去，一個上午才回來。問他怎麼啦？他說碰到幾個人聊了一 會兒。第二天又是中午回來。我說又怎麼啦？他歎了口氣，說，進大院兒沒走幾步，有人就拉住他說，穆校長啊！你可給我做主……剛談完，溜個彎兒，又一人攔 住，說，老穆啊！你說這事氣人不……這話還沒說完，旁邊已有人等著了。”
“跟他們說，爸已退休了！”我打斷媽的話。
“你爸說了啊，他們不聽，說找你爸心踏實。你瞧，一步一絆地不到吃中飯時他能回來嗎？第三天，第四天，以後你爸就再也不敢進大院兒了。”
父親可不是老佛爺，退而不休不是他的理想，他只圖享享清福，耳根子清靜清靜，遠離那“硝煙彌漫”的辦公室，種種花草，寫寫字，刻刻圖章而已。
我 的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革命，在冠蓋如雲的京城算個芝麻官。我想來想去也沒記起父親曾經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可載入史冊的大事來。腦子裡全是這些“雞毛蒜 皮”的家常事。後來我也想通了，他本來就是個凡人，指望他做那種“事”，有點兒太浪漫。還是有什麼說什麼吧。恐怕在天庭之上的父親也會點頭的。
不 過我還是想說，以那個年月的理想標準看，父親的行為平淡如水，頂多激點兒浪花，也就過去了。可謂水過無痕。而如今乾坤翻轉，物欲橫流，人世間早已“鈿頭銀 幣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早已不知曾經有過那樣的“大江東去”。回頭再看看父親的那點兒德行，忽然覺得很不一樣，很是珍貴。雖然那個火紅的年代貧 瘠，無知。但在這荒涼的土地下，也埋藏著閃亮的金子，蓄有永久的價值。我不想廢棄它，便記錄下來，留以為鑒。
但願我們的下一代能珍惜它。
其實我們也知道父親不是個不近情理的人，只不過愛的表達方式是通過家長式的威嚴來傳播的。
我與父親接觸不多，他忙，我也“忙”。在幾乎二十年的學生生涯中，只有初中三年走讀住在家裡。其他年月都是住校。畢業了，又遠走他鄉，被分配到上海。最後還移居國外，萬里相隔。
父親離開我們已十幾載。對於常年和父親“千里共嬋娟”的我，似乎少了點喪父的失落感，常常覺得父親仍在大洋的那一頭。仍舊湊在熒熒的檯燈下，透過快要滑落的老花鏡，抿著嘴，小心翼翼地操弄著刻刀，在那石頭的方寸裡遊刃。
“等我病好了，一定去新西蘭，看看你家院子裡的草地和花。”在看護室裡病入膏肓的父親有氣無力地對我說。
“好呀！那裡可不愁你種花的地方。”我點點頭。明知已不可能，我們父子仍一起“憧憬”著未來。
一個嚴厲的人，一個革命一輩子的人，依舊眷戀著大自然——在他行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刻。
父親有點藝術細胞，能寫一手漂亮的字。歌唱得也不錯。心情好時，在家裡會輕輕地唱幾句，儼如行家裡手。鼓動他到外面去演唱。父親擺擺手：“不行不行，一看見拉胡琴的，我就會心發抖。想起你爺爺帶我沿街賣唱，那個淒慘勁兒啊……”
從此，不再有人提出這酸心的建議來。
父親在藝術上也很開通，這可能與我是個畫畫的有關。一次，他很得意地對我說：“我曾救過一位畫家。”
那 是在青海，單位抓到一個現行“流氓”犯，罪名是偷窺女生洗澡。這在文革時期可是不得了的罪行。父親叫來親自審問，一查原來是個學美術的青年。說畫畫沒模 特，才想起到澡堂裡偷看裸體。父親聽了哭笑不得，雖然此舉不甚正當，但也並非有淫穢動機。父親對我說：“當時就想起你畫畫不也要練習畫裸體嗎？”
於是父親訓斥了他一番，讓他寫個檢討，便放人了事。事後年輕人才醒過來，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從此對父親感恩不已。
我聽了，也替那年輕人捏了把汗。幸虧他碰上了我父親，要是栽到別人手裡，能不能保住性命都難說呢！
別人都說父親是個好人，我相信。在我眼裡，他是個正統的老革命，雖然不是個嫉惡如仇的人，有時不免也“隨俗”。但對自己卻真的去按革命的普世標準做事。從不“越雷池一步”。
口碑如何？
父親去世，我在國外。沒趕上追悼會。母親來奧克蘭，帶了追悼會的錄影帶。看見會場上人流摩肩接踵。我驚異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母親說，沒有邀那麼多，都是知道了父親去世，自願來的。大概有一兩千人吧。也有不少學生。
“爸不是早已退休了嗎？”我說。
“是啊。”母親回答，沒有再說什麼。
言談之中，話題又回到文革初期，那時父親是當權派，眼見著造反烈火燒到單位，很是緊張。
“可我沒有印象，咱們被抄家？”我提了個話頭。
母親一聽笑了：“怎麼沒抄家？來過。”
原來，單位造反派曾計畫抄我家。“人家單位都革命抄家，咱們不能落後！”有人在會上激憤提議。
“對！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立刻周圍噪聲響應。
“走！這就去抄！”有人鼓動。
“好！好！”呼應聲四起。
隨即幾個人帶頭沖出會場，向我家奔去。沒走幾步覺得後面冷清，回頭一看，跟進者寥寥無幾，心就虛了一半。硬著頭皮找到我家，就只剩下帶頭的幾個人。
“我 聽見敲門聲，便去開門。”母親講述道：“見幾個造反派頭頭站在門口。都是熟人，趕緊搭話，說，喲！好久沒見，進來，進來。坐會兒？‘不坐了，不坐了。’領 頭的回答‘呃……沒什麼事，只是來看看，看看。’聊了幾句，便告辭。我還一個勁兒地要留他們。那些人哪敢呀，說什麼也不答應，扭頭就走了。從此再也沒來 過。你爸人緣好。”
是啊，人緣好不是老好人，是父親用一言一行做出來的。
碰到一位大院兒食堂的老職工，寒暄中提起已去世的父親。他說：“你爸叫人惦記呀，當校長了（文革後）還在大食堂捧著個飯碗，一聲不響地排在學員隊中。學生哪兒想到校長會排隊？以為認錯人，沒給他讓位子。他也就老老實實地擠在隊伍中等派飯。”
“這是真的？”我有點兒不敢相信。
“當然了。”老職工點點頭：“他一直這樣，我們也就習以為常了。”
八 十年代初，一個初冬，我從廣州回北京。走時羊城暖如仲夏，赤膊背心還汗流浹背。一到京城我呆了，眼前大雪漫天，寒風凜冽。只穿單衣的我，立在白雪皚皚的火 車站廣場上縮著背，顫著牙，抖嗦地想還有一個多小時的公車車程，怎麼熬呀。忽然想到老爸有車啊，何不叫他來接我一下。於是挺起胸跑到公用電話亭，拿起話 筒，只說了一句：“爸！我在火車站快來接！凍死我了。”便放下話筒。
沒多久，父親坐著車來了。我哈著冷氣，一頭鑽進溫暖的汽車。 興奮地說起廣州的奇聞軼事來，完全沒有發覺父親一直繃著個臉。回到家裡，不對頭了，父親發脾氣了，瞪著眼，臉上的疤痕紅紅的：“你知道不知道這是公車，不 是我的私車？派司機給孩子用，人家會怎麼想？害得我只好跟人家說我有事，順便接下孩子。以後不要打我車的主意！”
一時間,屋子裡寂靜無聲。我又是大氣不敢出。
父親離休後，我回北京看他。發現父親經常在家附近的馬路邊散步，很是奇怪。爸的機關是有名的綠化先進單位，幾十年的精心培育，早已大樹參天，青草茸茸，花紅柳綠，為啥不去？便問媽：“大院裡有花園，爸幹嘛非跑到馬路上吸廢氣？”媽無奈地搖搖頭：“他哪兒敢呀！”
“怎麼？誰不讓他進去？”我有點兒氣憤。
“不 是，是他自己不敢去。剛退休那會兒，你爸挺興奮，說，哎呀，每天到大院兒裡散散步，賽神仙啊！頭天去，一個上午才回來。問他怎麼啦？他說碰到幾個人聊了一 會兒。第二天又是中午回來。我說又怎麼啦？他歎了口氣，說，進大院兒沒走幾步，有人就拉住他說，穆校長啊！你可給我做主……剛談完，溜個彎兒，又一人攔 住，說，老穆啊！你說這事氣人不……這話還沒說完，旁邊已有人等著了。”
“跟他們說，爸已退休了！”我打斷媽的話。
“你爸說了啊，他們不聽，說找你爸心踏實。你瞧，一步一絆地不到吃中飯時他能回來嗎？第三天，第四天，以後你爸就再也不敢進大院兒了。”
父親可不是老佛爺，退而不休不是他的理想，他只圖享享清福，耳根子清靜清靜，遠離那“硝煙彌漫”的辦公室，種種花草，寫寫字，刻刻圖章而已。
我 的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革命，在冠蓋如雲的京城算個芝麻官。我想來想去也沒記起父親曾經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可載入史冊的大事來。腦子裡全是這些“雞毛蒜 皮”的家常事。後來我也想通了，他本來就是個凡人，指望他做那種“事”，有點兒太浪漫。還是有什麼說什麼吧。恐怕在天庭之上的父親也會點頭的。
不 過我還是想說，以那個年月的理想標準看，父親的行為平淡如水，頂多激點兒浪花，也就過去了。可謂水過無痕。而如今乾坤翻轉，物欲橫流，人世間早已“鈿頭銀 幣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早已不知曾經有過那樣的“大江東去”。回頭再看看父親的那點兒德行，忽然覺得很不一樣，很是珍貴。雖然那個火紅的年代貧 瘠，無知。但在這荒涼的土地下，也埋藏著閃亮的金子，蓄有永久的價值。我不想廢棄它，便記錄下來，留以為鑒。
但願我們的下一代能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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